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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萌芽，虽然因为生产力所限，总体上处于低层次水平，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保障的措施越来越具体，保障范围越来越全面，基本上囊括了近现代社会保障业务的主要内容。尽管王朝不断更迭，每朝的政府都会根据民情做出相应的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活，而元明清时期更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大发展时期。 　　法律化，多层次 　　元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制度化，以法律形式真正地固定下来，并在全国范围内都实施了此制度。元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分为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三个层次，其中又分为很多方面，如备灾救荒、养老、医疗、生育、收养和抚恤等。 　　为备荒救灾，元代在全国设立了常平仓和义仓以储备粮食。常平仓由官府管理，设立在路府，政府在市场粮食价格低廉之时，就以高价买回进行储备。遇到灾荒之年，市场的粮食价格高，为帮助他们度过灾荒，官府则拿出常平仓的粮食低价卖给灾民；义仓则是用来民间自救的，立于乡社，一社一仓，丰收之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灾荒之时就会为社民开仓放粮。除设粮仓外，灾荒之时还会给予钱钞或盐引，有时发放钱粮布帛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救灾制度为蠲（juan）免，即免除一定的差税，政府会根据其损失程度减免赋税。 　　除灾后的救助措施外，元代刑法对灾害发生时的申报、勘察、申请赈恤、组织救灾等有严格的规定。灾害发生，各级官府必须要及时上报并及时救灾。凡失职或错报、漏报者要被处以相应的刑罚。如“诸水旱为灾，人民艰食，有司不以时申报赈恤，以致转徙饥莩者，正官笞三十七，佐官二十七，各解见任，降先职一等叙。” 　　自古人们对“养老善终”就非常重视，能“老有所依”也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结局。元代较重视养老制度，并做出了各种法律规定。元代施行“高龄赐帛”，对80岁以上的高年赐予锦帛，90岁以上的高年赐帛加倍，有时还对蒙古高年给予特殊赏赐。为保障此制度的执行，刑律还规定，地方官府如果对符合赐帛条件的老人没有如实上报，将受到“正官笞四十七，解职别叙”的惩罚。 　　除了对老人的优待，还规定对养老责任人可适当减免赋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许存侍丁一名”，九十岁以上的“存二名，并免本身杂役”。为方便照顾和赡养老人，父母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官员，可在家乡附近任职；而对犯罪的养老责任人则可以减刑甚至免死。据记载：“诸兄弟同盗，罪皆至死，父母老而乏养者，内以一人情罪可逭（huan）者，免死养亲。”此外，元代还限制有养老责任的青壮年和妇女出家，违反者责令还俗，还要治罪，可见元代对“老有所依”的重视。 　　在医疗方面，为保障穷苦民众能够有病就医，沿用了全国性的贫民医疗机构――惠民药局。惠民药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调”，选择良医主治看病，其责任是“掌收官钱，经营出息，市药修剂，以惠贫民”。元代还在狱中设有狱医，并且要求严格，刑律明确规定：囚徒“疾患而医疗不时，致非理死损者，坐有司罪”。流囚途中患病，会命令良医医治，痊愈后随时发遣。若违反任何规定导致囚徒死亡，相关官员则会受到治罪。 　　为保障生育，元代夜禁法规定：“诸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对怀孕产妇也有相关规定：因斗殴致使妇女堕胎者，杖七十七；“职官殴妻堕胎者，笞三十七，解职，期年后降先品一等，注边远一任，妻离之”。在监孕妇临产当月可保释出狱待产，生育后20天内再返回监狱，百日后再作判决，“无保及犯死罪者，产时令妇人入侍”。 　　元代沿用了专门救助收养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之人的养济院（又称孤老院、济众院）。政府提供养济院的场所，被收养者可免费领取粟、柴、冬衣、夏衣，患病者由官医负责调治，病故者由官方负责安葬。养济院的收养对象也有严格的要求，若有“应收养而不收养，不应收养而收养者，罪其守宰，按治官常纠察之”。 　　抚恤制度是相对官员和军士而言，官员亡故后其子孙可荫叙得官，阵亡、殉职的文武官员，朝廷给予褒赠、抚恤金或养育家人子女。军士的抚恤制度则是军户世袭，尤其是对贫乏、老弱和亡故的军士及其家庭实行救济粮食、赐给金钱、减免差役等；病死的戍军，其家庭可以免役半年，阵亡军士之家免役一年。阵亡军士可受到朝廷的褒赠，得到一定的抚恤金和安葬费。 　　民为本，高福利 　　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里，朱元璋的评价从来都不是太高，原因是他心狠手辣，杀人太多，其次他创建的明朝，等级制度极其森严，律令极其严苛，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说过：“如果我生活在朱元璋统治的时代，想想都会害怕。”而就是这个让人想想都会害怕的朝代，却成了中国古代史上社会福利较好的时期。 　　这不仅得益于前面历代政府在社会保障上的成功实践和明代经济的发展，更是由于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从小吃够了各种苦难，所以他格外体谅民间疾苦，沿用了各种便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