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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话剧史百年文化路 　　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审读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下册时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陈先生虽意指思想和学术，但他对文化交融的见解，也适用于观察中国艺术在中西交融中走过的道路。 　　前不久，著名话剧史家田本相先生主编之《中国话剧艺术史》（九卷奉）（以下简称《话》）出版。捧读之余，不由地想起陈寅恪上述论断。一部话剧史，百年文化路。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史，不但贯注了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真精神，而且展示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恰如田先生在《话》序言中所说，“中国话剧百年的历史，是研究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艺术撞击、交流的一个具有典型价值的个案。话剧作为一个舶来品，进入中国之后，成为全国性的一个大剧种，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所蕴藏的若干规律、传统、惰性遗留、经验教训等，不但在制约着影响着今天，而且有着深远的学术价值”。 　　从史的编撰角度看，我以为，这部350万字的鸿篇巨制，妥帖地处理了三对关系而形成一个体系，为话剧史乃至艺术史撰述提供了范例。试分论之。 　　内与外 　　“内”与“外”是学术领域应用颇广的一对术语。社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它变迁演化而形成的历史，也是浑然一体、延绵不绝的。书写任何一个部门的历史，都面临这个部门本身及其与他部门关系的问题，依其侧重形成两种叙述方式，一为内史，一为外史。以科技史为例，“内史”聚焦于科技发展本身，关注那些具有普遍意义和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致力于回答“科技是怎样发展的”，叙述的内容和事件与科技成果直接相关，对于科技成果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则关注较少甚至忽略。“外史”则回答“科技为什么如此发展”，把科技发展放在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力图在社会的复杂层面揭示科技发展的动力和原因，以及科技发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文艺领域同样如此。丹纳说过，艺术家和作品隶属于一个“艺术家家族”，而“这个艺术家庭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和它一致的社会”。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把文学著作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外部研究”指对文学所作的“文学和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思想”“文学和其他学术”等的研究，而“内部研究”则指关于“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文学和文体学”“文学的类型”以及文学作品形式中的诸如“意象”“隐喻”“节奏和格律”等方面的研究。 　　类似情状在话剧中同样存在。从传人中国开始，话剧就是一种深深地嵌入中国社会转型之中并与之俱变的艺术。它与这场“千年未遇之变局”（李鸿章语）关系如此之深，以至于在推动这场变革，助力中华民族这艘巨轮穿越“历史三峡”（唐德刚语）的诸艺术形式中，占据极为特殊的地位。如田本相先生所言，中国戏剧同政治、社会、思想、道德伦理的教谕、训诫结合十分紧密，“?@种传统，不但没有因为外来戏剧文化的冲击而得到缓解淡化，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得更加强烈，也更‘现代化’了，并因此而模塑、改造了外来的戏剧观念”。这一点多有佐证。比如，据统计，包括话剧在内的戏剧在延安文艺图书数量上最为主要，占40.95%。正因为如此，撰写话剧艺术史，仅抓住艺术本体之“内”是不够的，必须以内史为立足点，辅以外史的胸襟，将话剧艺术置于其周遭世界中加以描摹。无疑，《话》把内与外统一了起来。 　　比如，宋宝珍女士执笔之第二卷，以“五四”时期为主题，起笔于20世纪初国际国内的大背景，“在20世纪初叶，人类灵魂中轰响着铁器的奏鸣声：1905年沙皇俄国爆发了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后爆发了工人罢工和士兵起义”，进而快速地对日俄战争、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等历史事件作了扫描，然后聚焦到新旧文化之争。正是作为这场论争分支的新旧剧论争，为现代戏剧艺术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营造了时代氛围。廖全京先生执笔之第四卷，拈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节点意义，借用科学史家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指出“随着《讲话》的诞生，一个明显不同于五四至抗战爆发前的文化范式的新的文化范式形成了。在某种程度上，新范式的形成不仅取代了原有的范式，而且是对原有范式的颠覆。”接下来，在文化范式转换的视阈下分析话剧民族形式的论争、演大戏（中外话剧名著）的论争，让读者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时期话剧经历的脱胎换骨的变化，是与文化发展的整体潮流不可分割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再一次面临转型，话剧艺术又展现出新的气象。吴为民先生执笔之第六卷，对此给予了充分关注。“话剧艺术革命的热潮是从整个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产生的；时代的变革，生活的变化，是话剧艺术革新探索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