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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对历史的访问 　　近日，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成功地举办了《中国当代摄影40年（1976-2017）――三影堂10周年特展》，特邀巫鸿先生为策展人。主题就是：1976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摄影。 　　“当代摄影”在中国自1976年后兴起，迄今已逾40年。 　　从红极一时的“四月影会”到80年代后期新型摄影期刊杂志的出现、摄影风格经历了“多样化时期”以及后来慢慢被“实验摄影”所取替，再到现今新的摄影展示场地、商业渠道、研究中心和批评研究的陆续出现，中国当代摄影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机构化的阶段。 刘勃麟 手机，2012 　　“中国当代摄影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内和国际上社会、经济、文化的大潮以及摄影本身的发展，在以往40年中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巫鸿说。根据这些变化，他以展览的形式把中国当代摄影的进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即“民间摄影社团和展览的浮起”（1976-1979）、“摄影新潮”（1980-1989）、“实验摄影”（1990-2006），和从2007年至今的实验性摄影机构的发展。全景式地展示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重要中国当代摄影家的作品及史料，并出版相关学术图录，开展相关研讨会议，以梳理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发展的脉络。这次展览是一次对?v史的访问。 　　而此次三影堂不仅仅是作为展览的主办单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同样，它也是这次展览中最后一个分部的重要体现。巫鸿称：三影堂的十年不是一个孤立的、独立的十年，而是中国当代摄影这个不长的历史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影堂的存在和设立也代表中国当代摄影在往前不断地发展。三影堂做的事情是在摄影领域的一个新的开始，提供很多的可能性，真正的当代摄影收藏与展示还需要更多人的帮助。 　　民间摄影社团和展览的浮起（1976-1979） 　　生于1976至1979年的三起事件构成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首先，一些业余摄影家组成了一个非官方网络，系统地拍摄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群众自发举行的悼念活动，并将这些照片编辑成册在社会上传布。这批被称为“四五运动摄影”的历史图像保存了人们对这个事件的记忆，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历史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富于意义的现象是非官方摄影社团的出现。在1976年以后的开放气氛中，这些人开始系统了解摄影史的信息和材料，也开始探索摄影作为一门艺术的特质。 　　此时期的第三个事件――即1979年初成立的“四月影会”以及该会在当年四月举行的《自然?社会?人》首展――有着更明确的里程碑性质。这个展览包括了由45位艺术家创作的170件作品，其中不少出于非专业摄影师之手。展览前言清楚地表明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宗旨，将摄影从政治宣传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展出作品反映了重返人本、回归自然和表现社会三个基本倾向。它们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识在1976年后的中国可说是耳目一新，解释了这个展览对公众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王苗 《笼里笼外》，参加四月影会1979年第一届“自然?社会?人”影展 任曙林 《丈夫、妻子、孩子》，1979 胡武功 《爬城墙的孩子》 　　摄影新潮（1980-1989） 　　从上世纪80年代早中期开始，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影会和影展，较早者有西安的“四方影会”和吸引了大批观众的广州《人人影展》。其它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影会包括“陕西群体”、上海的“北河盟”和厦门的“五个一”群体。上百个摄影团体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于北京，“裂变群体”和“现代摄影沙龙”是其中较重要的两个。后者通过在1985-1988年间组织三次颇有影响的展览而成为摄影新潮的牵头者之一。这一新潮运动的出现与80年代的 “文化热”、“85美术新潮”，以及文学艺术中的“信息爆炸”密切相关。文革期间被禁止的各类西方艺术通过复制和展览在这一时期内被大量介绍入中国，数百种理论著作在短期内得到翻译出版。新型摄影期刊和杂志也出现了，如创刊于1984年的《现代摄影》激起了年轻艺术家的极大兴趣。这个“信息爆炸”在摄影创作中的结果是：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主要西方摄影风格都在80年代的中国得到重现。 　　实验摄影（1990-2006） 　　三个事件对实验摄影运动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一是东村艺术群体在北京出现，聚集了行为艺术家、实验摄影家和实验性画家。他们大多数来自地方省份，在共同兴趣的促动下施行了富有冲击力的实验艺术项目。 　　第二个事件是新型的实验摄影出版物的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是1996年以复印技术出版的《新摄影》。此外，称作“黑皮书”、“白皮书”和“灰皮书”的一套无标题私人出版物把摄影作为实验艺术的重要媒介进行介绍，提供了最早出版的东村行为艺术照片和许多代表性实验艺术家的观念摄影作品。 　　第三件大事是观念摄影的流行。《新摄影》第三期的前言只有一句话：“观念进入中国摄影时，就好像尘封多年的屋子里突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