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房”中见识古代文人的雅室闲情.docVIP

在“文房”中见识古代文人的雅室闲情 　　书画，是历代文房具中的重要内容。《红楼梦》中曾说：“若大景致，若干台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一所文房中，置以种种文具，当然也以书画最能提醒它的精神。所以，“兰室长物――历代文房具大展”中，近600件展品，林林总总，琳琅满目，尤以书画占了重头，也就属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今天自觉到“坚定文化自信”在振兴中华、文化强国中的意义，首先需要明确中西文化的差异，才能保证“坚定文化自信”的方向。从大的方面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五千年持续不断地发展，在于它强调“和而不同”“吐故纳新”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西方文化注重的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从具体的方面讲，中国文化渊薮于与日常生活一体化的“文房”，而西方文化则立足于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工作室”。在传统文化中，作坊、店铺、书斋、画室等等，都是与日常生活的起居不可分割的，工作与生活一体化，甚至饭桌就是画桌。在西方文化中，工厂、商场、实验室、研究所等等，都是与日常生活的起居相分隔的。八小时之内是工作的状态，八小时之外回到家则是生活的状态。这两种不同的“工作――生活”方式，造就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强大，人文科学的规范化、体系化；导致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落后，人文科学的“不规范”“无体系”。相比于黑格尔、康德的著述，韩愈、苏轼、顾炎武的著述完全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有谁能否认它们重大的学术价值？二者的不同，固然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分别，正在于前者是在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工作室”中做出来的，带有课题公关性质的成果；而后者，则在于是在日常生活的“文房”中有感而发的体悟，而且，这个“文房”，不，又包括了居家的书斋，也包括了外出的舟车、旅舍。 　　近代以降，中国的自然科学引进了西方的“工作室”制度，促进了科学的大规模、高速度发展，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近年来，中国的文化艺术也引进了西方的“工作室”形式，取得了一批课题攻关的成果，这同样值得肯定。但因此而荒废了传统的“文房”形式，却不免使文化自信沦于釜底抽薪的“去中国化”。正是在这一立场上，“兰室长物”展的推出，对于我们从最基础的方面落实文化自信的坚定不移，有它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 　　兰室，专指芳香高雅的居室。但它其实并非雕粱画栋的华堂，而是如刘禹锡所说的“陋室”。虽然简陋，但因为室有长物，所以又“何陋之有”？而所谓长物，也不指贵重之物，而是指人所不取的剩余之物。人所不取，是因为它们的“无用”“无益”。但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却对之情有独钟，认为“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安能悦有涯之生”？并对之投入了身与物化的精力，借以变化气质，涵养性灵，坚守文咏的心香。 　　无疑，今天再也没有人视这些兰室中的长物为无益、无用而不取了。但如果不是从文房的立场来认识它们的价值，不，又不可能真正领略到它们的价值，更可能把它们的价值误导到相反的方面去。正因为此，这个展览不同于一般的书画展、文具展等等，它提醒我们，不能仅仅就物而物地认识它们，更需要就物而室地来认识它们。 　　唐宋的文房，我们不得而见了；明清人的文房，虽尚有遗存，但面目早已不复当时；但前辈学人的文房，我们这一代的人曾经还是有所出人的。宽敞的，20平米左右，狭隘的，简直乌有，不过起造于印石之上而已。相比于今人的画室、工作室，从硬件而言，简陋之甚矣；但从软件而论，“何陋之有”？反是我们的画室，简陋之甚矣。这个软件，就是长物的风雅包括长物所涵养的主人友明的性灵。这里专谈书画。美术馆、博物馆中的书画，是保管在仓库里的，是陈列在橱窗里的，可望而不可即。而文房中的书画，则是随时供主人和明友摩挲玩赏的，有时还在其上作题跋考订。这两种不同的鉴赏方式，对观者所起“坚定文化自信”的作用迥然不同；而作品本身的价值，也因此而获得生生不息的提升。 　　“兰室长物”展中的书画展品，数量不过近百件，内容上却涵盖了近乎半部书画史。金石上的文字、图像拓片，由西周《毛公鼎》全形拓、《许惠鼎》全形拓、秦《琅琊台刻石》旧拓、汉《祀三公山碑》旧拓、晋王羲之《孝女曹饿碑》明拓、北魏《曹望??造像》墨拓、《王基半截碑》初拓、《李璧墓志》清拓、南朝《爨龙颟碑》清拓、唐李阳冰《怡台铭》清拓、《城隍庙记》旧拓、颟真唧《大唐中兴颂》旧拓、《昭陵六骏》全形拓，到韩天衡《赤壁觇铭》墨拓，雄深雅健，默如雷霆中，如有大风飞扬。尤其是大多拓本上，都散散落落地分布了历代名家的题跋和鉴藏的钤印，不，又印证了它们的流传有绪，更使我们仿怫置身先辈们当年的文房，体会到他们奇文共赏、疑义相析的风雅。如《琅琊台刻石》上，胡澍、沈树镛、魏锡曾、赵之谦、叶恭绰所留下的印记；《曹望??造像》上陈介祺、褚德彝所留下的题记，无不为“周虽旧邦”，注入了“其命维新”。文房，因长物而有精神；长物，因文房而有生气，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