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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心婚变母题在古今文学中的演变 广州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黄仕忠 婚姻的变更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可能发生的，但并不是任何一桩离婚事件，都会引发社会道德的谴责。所谓的负心婚变，主要是指社会地位改变之后，男子对原配妻子或约为夫妻的恋人的“变心”，这为中国传统的婚姻道德所否定，并成为中国文学吟唱的对象，作为一个文学“母题”，贯穿在中国文学史中。但由于各个时代的文学，对于这一母题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所以通过这一母题的表现，可以窥见中国文学的变迁；同时，也只有从社会本身变化的角度，才能合理地解释文学表现的变迁。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做过专题讨论，撰成《婚变、道德与文学——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0年7月出版。本文试图概要归纳书中的观点，以作讨论。 一、 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子在婚姻中掌握着主导的地位，礼法赋予男子离婚的特权，这就是著名的“七出”之条：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多嘴多舌、盗窃、妒忌、患恶疾。只需凭以上任何一条，即可出妻而不受非议。在先秦时期，男子出妻的实际情况则远较“七出”为普遍。因为他们可以轻易地找到休妻的理由，而逃避道德的谴责。男子因薄物细故而出妻，甚至成为美德。如孟子因妻裸在私室，踑踞而出妻，曾子因妻蒸小米饭夹生而休妻。女子婚后如果能不被打发“大归”，反倒被认为是稀罕事。她们只有在礼法规定的“三不去”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礼法的保护和社会的同情。这“三不去”是：一、女子被休后无家可归；二、与丈夫共守三年之丧礼；三、先贫贱后富贵。此外，如果做媳妇做得十分贤惠，非常中公婆的意，那么，即使做儿子的对妻子并不满意、毫无感情，也不能将她休弃；反之，即使夫妻情深意笃，只要公婆看不顺眼，也得休弃。所以女性对于不幸的婚姻，可以据“理”怨尤的范围更是极其窄小。即使社会舆论对负心现象有所谴责，也只是为了维护礼法秩序，而并不仅仅是同情女性的遭遇。限制男子滥用离婚特权，也是为了劝诱女性，让她们更好地恪守妇道而已。至于爱情，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不受肯定的，有的只是礼法规范中的夫妇之义。所谓痴心女子负心汉，女子的“痴心”是绝对的，别无选择的，因为礼法要求她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男子的“负心”则是相对的，因为礼法允许他们三妻四妾。礼法要求男子不得轻易“负弃”或改变的，其实只是正妻的地位而已。至于古代对男子负心的道德谴责，与男女的不平等条件下对女性的贞节要求、女性所处的依附地位等等有关。不过，由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婚姻地位，改嫁再嫁的可能条件，贞节观念的变迁等方面的因素，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因而各个不同时期对于“负心婚变”现象的道德谴责涵义也有所不同，这都直接影响到负心婚变母题在文学中的具体表现。 对于婚变现象的吟唱，从《诗经》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诗经》中的《氓》、《谷风》等篇，就是表述女子对于“二三其德”的负心男子的怨尤的。《诗经》中还有一些篇章则借用了弃妇意象，来借喻君臣关系，以寓诗人的寄托。据前人说诗，《诗经》中被判定为弃妇诗或涉及弃妇意向的作品，至少在十四首以上。考虑到颂诗主要是宗庙乐歌，大雅是贵族正声，除去这两部分，余下的二百余首诗中，这个数目应当说是相当多的了。这本身可以说明当时弃妇现象之常见和诗歌对这一意象运用之普遍。其中借夫妇关系以喻君臣的表现方式，作为一种传统，在诗文创作中一直被延袭下来。屈原的香草美人，也即运用了同一意象。 在先秦时期，女性的被抛弃固然是其大不幸，但社会对于女性的再婚、再嫁等方面并不象后世那样歧视与限制，社会对于女性的精神束缚还不同于明清时期的严酷，因而女性之被弃也还不至于走投无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中的婚变事件，虽然为诗人所叹息，但主要地也只是一种悲怨与哀叹，还不足以在道德规范中构成一种悲剧。总体而论，《诗经》中的弃妇诗篇，对于负心男子的道德谴责并不严酷，自怨自艾的成分多于怨天尤人。道德谴责涵义的相对淡薄和怀恋情感的浓烈，使诗的意象产生了特殊的审美效果，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即使是怨诗，其情感基调也仍显得温柔敦厚，而不同于后世陈世美故事中的愤慨激烈。这种情感特点既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相吻合，也与人们的心态相一致。另一方面。由于男子可以滥用离婚特权，而女性除了勤于劳作外，并不能对男子的前程发生直接的影响，不能在恩义方面索取报答，所以多是哀求于男子，自叹“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氓》）。被弃固然是女子的大不幸，但再嫁改嫁尚不受非议，仍有可能觅得合适的婚姻，也就不至于表现得悲怆激烈。所悲叹的主要是情感失落，所托非人，故结局只能是“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或者如汉魏乐府《白头吟》、《上山采蘼芜》所表现的自尊自爱：“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而男性作家的同情也依然是从礼教伦理出发的。正如曹丕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