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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苏格拉底道德伦理思想对比研究和其文化解读 　　摘 要：孔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伦理思想被公认为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源头。由于两位圣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有其相似性又有所差异，他们提出了相似的主张和观点，但同时也开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思维。从社会历史根源出发，对孔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育伦理思想作一个比较梳理，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更加深刻地把握中西方文化。 关键词：孔子；苏格拉底；社会历史根源；道德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013-03 一、引言 公元前800至500年间是人类智慧觉醒、迸发、奔涌的时期[1]，它标志着全人类的共同文明目标和道德精神的形成[2]。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把这个阶段形象地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axel period）”。他认为，人类文明正是以这个阶段为轴心发展出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式，“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3]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两位巨人，他们被公认为东西方伦理思想的奠基者，他们的思想和哲学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源头，他们的思想及他们所推崇的精神，对于形成后来的中西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舍，以及造就中西文化的特性，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文拟从社会历史根源的角度，对苏格拉底和孔子的道德教育伦理思想作一个比较梳理，以期通过比较、从源头上更加深刻地把握中西方文化。 二、共同的视角：哲学的伦理（人文主义）转向 罗素曾说过，哲学家“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4]。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学说源于对当时社会历史现实的关注，并产生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如前所述，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社会现实有其相似性，因而他们有相似的主张和观点；又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有所差异，他们的著作中也体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存原则。 就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共同之处而言，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还是古希腊时期的雅典，人类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上与早期的奴隶制社会相比，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人们通过不断地实践逐步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生存方式也从原有的依附自然逐步转向依靠自身。因而，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把各自文化中哲学关注的领域 “从天上拉回到了人间”[5]，都试图从“人”而非“上天”和“神”身上去寻找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将当时社会的无序归之于人没有真正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都把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并提出了各自的伦理（哲学）体系，都想通过重塑道德来重建社会秩序。 三、不同的“病因”：“礼坏乐崩”VS“极端民主” 虽然孔子和苏格拉底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都有所不满，但采取的视角和态度不同，故而为社会开出的药方也有所不同。面对“礼坏乐崩”、战乱纷纷的社会，孔子主张回到过去，恢复周初按照“周礼（即宗主制）”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细致地规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和义务，以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使被划分到各个等级的人安于其位、克尽职守、严格地履行他们应尽的义务，从而使社会秩序由无序回归有序、重返太平。与孔子“回到过去”的选择相反，同时代的苏格拉底主张通过“批判现实”来“面向未来”，从而重建合理的社会秩序。虽然民主制使雅典得以繁荣强大、并创造出灿烂的文化，但在苏格拉底的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却演变成了极端的民主，竟发展到用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官吏和陪审团团员，把城邦交给偶然中签的人管理。个人与城邦整体的关系也严重失衡，个人忙于从事各种有利于聚积钱财的工商业活动，忽视或漠视了公益活动以及必须的社会奉献精神”[6]。苏格拉底透过雅典表面繁荣，看到了人格尊重的狭隘性和民主的局限性，看到了繁荣背后的巨大隐患。他认为雅典社会的病因在于个人过分的自信与乐观，过于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过分重视“利”对个人和城邦的作用，从而使整个城邦失去了一个可以统治和控制社会的最高权威。因而“他以马虻自命，他要以自己的芒刺刺醒雅典这匹沉睡的马，使雅典的公民觉醒他要个人正确地认识自己”[7]。 四、不同的“处方”：“仁”VS“德性” 虽然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关注的都是如何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但针对他们所在社会的不同“病因”，他们开出的“药方”也不同，所建立的道德伦理哲学也有所差异。孔子对“道德”的解读，把作为君主和统治阶级获得“天命（统治合法性）”工具的“德（得）”的要求扩大到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仁”的普遍原则，从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