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歌调式分布的统计与阐释.docVIP

我国民歌调式分布的统计与阐释 　　一、论题的学术背景 　　 　　(一)前人的研究 　　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分布问题的专门讨论，刘正维有两篇文章涉及。第一篇是《我国民间音乐的调式体系与调式分布》，第二篇是《我国民间音乐的调式型号与板块分布》。刘文与本文论题有直接关系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调式分布的分界线，“总体可以三条线为界：第一条是以秦岭、淮河到洪泽湖为界的南北分界线，第二条是北方以太行山为界的东北与西北分界线，第三条是从东北、内蒙、宁夏、甘肃、青海、四川、湘鄂西到广西的弧型长线，即兄弟民族与汉族的分界线。一方面，这些线的属区内的调式有自己的突出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从区的中心点到边界呈现渐变状态。另一方面，这些线本身是一条宽阔的接壤区，这个区内存在明显的调式交融状况。” 　　第二，关于调式的具体分布情况，刘文的结论是：徵终止群体的音乐主要分布在汉族地区，羽终止群体的音乐主要分布在兄弟民族地区；微调式、商调式与非徵非商调式分布在太行山以西，徵调式、宫调式与非徵非宫调式分布在太行山以东；东南板块(江南)呈现大量的徵调式，西南部呈现大量的南方型微调式与商调式；以鄂东北为中心及其周边地区，地理位置于西北、东北、江南、西南之间，构成中央板块，形成调式类型交融区；汉族区内的羽终止群体特区，在民歌上主要为客家山歌和湘中北部。 　　第三，调式型号，同类调式因主要支持音不同而型号有别。北方徵调式上句往往终止于宫音，商调式上句往往终止于徵音，“上下句终止音呈四度关系”；南方徵调式上句往往终止于商音，宫调式上句往往终止于徵音，“上下句终止音构成五度关系”。 　　 　　(二)本文的缘起与思维角度 　　本文论题的提出，基于笔者在民歌的教学和研究中对民歌调式现象的观察与思考，这些现象包括： 　　 　　1　刘正维提出的“调式型号”问题，即“同类调式因主要支持音不同而型号有别”，反映了一定的客观事实，但笔者对形成“调式型号”的“支持音”的认识与刘文有所不同。刘文认为，北方的徵调式和商调式，上下旬的终止音往往呈四度关系；南方的徵调式和宫调式，上下句终止音往往呈五度关系。但据笔者的观察并不完全是这样。笔者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中国民歌》中的陕北和山西“传统民歌”部分进行了统计。在陕北民歌中，各乐句落音呈五度关系者与呈四度关系者数量基本持平。例如：落音为五度关系者有《卖娃娃》、《三十里铺》、《扬燕麦》，落音为四度关系者有《脚夫调》、《揽工调》和《跑旱船》。它们都代表了陕北民歌的典型特征。另外还有《走西口(之一)》，如果将乐段结构分为两个乐句，则为五度落音关系；如果分析为四个乐句，则第一、二乐句落音为五度关系，第三、四句落音为四度关系。《走西口(之二)》的四句落音，前两句为五度音程，后两句为大二度音程。 　　在山西的传统民歌中，乐句落音呈五度关系者与呈四度关系者的数量对比也不是很悬殊。乐句落音呈五度关系者有《为什么穷富人相隔着千里迢迢》、《羊倌歌》、《刨洋芋》、《看秧歌》、《夸女婿》、《卖高底》，乐句落音呈四度关系者有《四保住主》、《五哥放羊》、《割莜麦》、《打樱桃》、《绣荷包》、《观灯》、《三十里名山二十里水》、《樱桃好吃树难栽》、《人家都在你不在》，另外在一首民歌曲调中，既有五度音程落音、又有四度音程落音的有《走西口》和《送情郎》。从这些民歌看，不能说乐句落音为五度关系，就不如四度关系更具有山西民歌的特点。 　　笔者认为，乐句落音的关系是五度还是四度，并不是南北方民歌各自的最主要特征和其调式“型号”区分的主要标志。也就是说，能够显现地方风格特征的，应该还有另外的音乐因素。 　　2　“调式型号”(借用刘文的称谓)的现象确实存在。我国不同地区，包括不同的民族和某些民族的内部，即便是同一调式，也存在着调式类型的差异，例如蒙古族的羽调式、新疆维吾尔族的羽调式，以及汉族地区的湘中羽调式、东北三省的羽调式和山东的羽调式等，虽然属于同一调式，但各自的音乐风格特点依然鲜明。而在一个民族或地区内部，即便不同的调式，却呈现为较统一的音乐风格；从另一角度说，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调式类型的分布又确实存在着差异。也就是说，地方音乐风格的区别，既体现于相同调式的不同类型，也表现在各类调式分布的数量差距。 　　3　借用刘正维调式“型号”的说法，笔者认为，调式型号的区别，更多地是表现在调式的骨干音或称框架音的不同。这些音也可以称作“支持音”，只是笔者理解的“支持音”不止是乐句落音。调式骨干音不仅显现了同一调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间的差别――这里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既包括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地区，也包括不同民族之间，还包括同一地区内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同与异等等十分复杂的状况――还有可能导致同一首曲调在流传到不同地域后发生调式的变化。例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