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奇迹.doc

东亚经济奇迹 东亚发展模型 　　透过政府干预而增长的“日本模型”亦不能应用在东亚发展国家中，原因是套用在发展中东亚国的模型，至少已有５个。 　　香港及新加坡 　　虽然两个城市与其他增长迅速的岛屿，尤其马尔他甚为相似，但两者在区内可算是各自精彩。纵使他们在３０年代末期已是地位巩固的转口港，但贸易方向截然不同。有趣的是，这点奠定两个城市走向不同经济发展方向的相异处往往倍受忽视。香港向中国输入原材料，而从中国输出劳动密集制成品。４０年代末期，众多中国企业家逃往香港及台湾，其中主要来自上海的能带机械逃难。部分企业家甚至向保险索偿机械器材的损失，以获得营运资金。他们迅速地发展及扩展其出口业务，专营塑胶花、成衣、纺织、玩具、运动用品及其他劳动密集货品。香港的英国殖国地政府提供了中立的经济环境：低盈利进口关税（２．５％）带来宏观经济的稳定局面、低统一公司及个人收税（原先１２．５％，上升至１７．５％），及主要来自流动盈利，为原先少于２００万，后增长至６００万的人口，迅速建立了社会及物质的基础。由于经济规模少及开放，货币政策的工具无异较弱。移民控制如劳工政策，因而亦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工具。 　　由于缺乏农业，香港以最高的价钱输入食品，而将其他廉价消费品及输入品输出亦紧随而来。要是考虑欠周的国家有意将廉价货物在香港倾销，香港消费者及制造商会非常高兴。 　　低通胀及不断增长的出口，鼓励人民储蓄及投资。此外，对海外投资的开放态度亦有利于极具支持性的经济环境。虽然输出口制造起初以本地为主，但香港后期吸引海外企业，利用香港劳动人口生产劳动密集货品出口。这有助香港通向全球市场及全球科技“架”。只要没有为出口商提供保护或“赠送”奖励，如免税期，海外投资者剥削经济的危险便不会出现。 　　政府管制大都受制于土地计划。计划目的是令香港这个人口密集的岛屿及其邻近地区适合居住。虽然取缔潜建楼宇交由私人户主拥有，但公共投资仍包括公共房屋。 　　大批移民流入引发激烈的斗争并激化了灵活性。正如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吸纳大量员工的并非工厂，而是涉及经济范围的“非正式”行业。分包合同透过非正式及正式聘请来加强劳工使用率。随着经济迅速增长，劳动人口的技术及其工资亦大大提高，每年实质增长有１５％，而正迅速增长的在职家庭收入亦上升。香港经济亦因为旅游业而变得多元化，而金融服务、大规模传统贸易行业及不断增长的制造出口，对香港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有来自中国的各类型制造品出口的中间人服务扩张，情况自１９７９年中国开放政策实施后更有上升趋势。而香港制造业亦变得非常成熟。 　　随着资金上升，香港企业家着手投资海外，以便利用其管理及市场经济来扩充生产。直至７０年代末期，这些企业家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亚洲的出口工业，已成为重要投资者。 　　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厂家便纷纷将非技术性的劳动密集运作迁往大陆。估计香港企业家目前在中国雇用的员工人数至少有４００万人，单在珠江三角洲已有３００万人。他们主要负责出口制造，人数远远超过香港总劳动人口。虽然中国生产人数较香港的多出１００万，但香港的制造出口接近３００亿美元，而中国则只有６５０亿。由于香港主要集中较高技术生产过程，所以以每一元计，香港的增值额较中国高。 　　新加坡与香港刚好相反，属向内为主的转口港，为马来西亚、印尼及泰国从其他地方输入制成品，及负责将其基本产品，主要是锡、椰油及树胶、进行分类、包装及分工，然后再输出国外。 　　新加坡自５０年代末期取得独立后，由于得到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机构支持，遂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向内为主制造中心。这正好配合李光耀新社会主义政府的意识形态。他希望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农业腹地的工业中心。新加坡政府透过直接投资及“挑选赢家”（保护联邦市场输入代替品），从而在制造业担当重要角色。然而，基于联邦的种族组合，尤其新加坡以华人为主，李光耀的展望未能实践。新加坡于１９６５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 　　新加坡迅即发现自己须面对多重严峻打击。首先，英国有意撤回军队，而英国驻军一直是新加坡经济的主要经济资源。另外，由于联邦逐渐变得自我保护，新加坡亦继而失去马来西亚这个市场。与此同时，印尼提出对抗政策，试图从新加坡手中取回印尼输出口的中间人角色。 　　１９６５年，新加坡人的资金，继日本之后是全亚洲最高，但失业率至少有１３％。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工会，行动激进，造成工业关系非常恶劣。于是政府向工会游说，要经济繁荣、就业率增长及资金上升，工会行动得理性化。此外，正式工会行业以外的工人利益亦须受到关注。 　　一夜之间，新加坡由向内出口转为向外出口。这种急剧的转变可在新加坡发生，原因是她在马来西亚两年期间，所行的保护主义道路不是太远。有别于香港，新加坡没有向海外销售劳动密集制成品的经验。因此，新加坡邀请世界各地，尤其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