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中传播学-传播探究另一路径.doc

现代性视野中传播学:传播探究另一路径 　　摘 要：在日益商业化的媒介发展过程中，媒体把公众建构成为消费者，而不是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公民。媒体广大的劳动阶级和弱势群体没有财力也没有精力去参与大众传媒形成的公共领域。涉及全体公民的重大决定便在貌似公允、实则蜕变为利益帮凶的“公众舆论”的掩护下，堕入了“暗箱政治”。 关键词：现代性；大众传媒；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270-02 ＼在传播学研究中，言必称“四大先驱”与“集大成者”的现象普遍存在，似乎除了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传播学再无其它，这可以说是传播学研究的莫大损失和学术的误会。而只有将这一误解放在关于现代性的批评和讨论的大背景下，才有利于揭示这一成见的渊源和狭隘性，也自然有利于理清传播学中美国经验学派的代表人物和方法的发生过程，并将视野扩大，认识到传播学研究别有洞天，而且甚至对传播这一概念本身就有相当多的阐释和争议，进而提出传播学至少是不成熟的学科，而对传播问题的研究则是相当普遍和广泛。 一、现代性的反思 关于现代和现代性的讨论，它首先被认为是一个时间概念，即与古代、传统（社会）相对的一个概念范畴。 然而，随着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社会和宗教神学的大厦而成为统治阶级后，随着市场、资本、交换价值等现代经济运作元素无孔不入，随着自然科学的理性、工具性全面侵吞人文社会领域，最终，所有的商品都被抽象成价值，获得了同一性的基础，进行等价交换，事物的非同一性、特殊性丧失了；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也遵循物与物之间的“等价交换”法则。理性化成了物化，一切不可计算的东西都无价值，金钱和效率代替精神成为文化（真理）的判断尺度。“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情感和传统，这成为控制人们思想的一种潜在逻辑。越来越多的具有敏锐洞察和哲学光芒的学者开始发现，启蒙的要旨本是消解神话，而现在启蒙本身却成了新的神话，理性化的结果是非理性，工具获得了独立性，劳动和人被异化，作为统治的工具，思维失去了自我反思的因素。总之，启蒙变成了对群众的大规模的蒙蔽，而传播作为文化工业的号角，则起到了重要的前导作用。原本倡导理性、倡导言论自由、反对权威和思想垄断的现代传播思想，竟然走到了它的反面，开始研究如何通过传播、通过权威来维护社会秩序――实质上就是维护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传播和现代性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性批判正是始于这里，认为传播制度是与现代官僚制度沆瀣一气的工具，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已经走向了启蒙的反面，而文化工业的复制和批量生产，已经丝毫没有艺术创作的精神内涵。可以说，正是在这样对现代性的批判中，某些传播问题才得以彰显，当然，也给传播学研究带来了不同于经验学派的路径。把传播置于对现代性的整体及其反思中，传播学才得以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启蒙的辩证法》认为，人可以按照理性的原则组织起自己社会的想法，在实践上却组织起了一个非理性的社会。大众传媒在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但自身得到飞速发展，在资本运作和利益驱动下已经形成跨国公司和行业巨头，而且，其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大众传媒取代宗教成为新的生活规范和意义的生产和解释者，无形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必然产生“文化工业”，以控制大众意识形态。舆论的机器――报纸、广播、电影、电视――必须为人们下班休息时提供指导，必定会给他们带来与其工作无关的种种决定要点。每个人工作本身的性质，使他习惯于极为认真地对种种信号做出反应，而信号就是他在各种环境下的指南。人们需要指点，他们越听从这些指点，这种需要就有增无减，结果他们反而越不习惯自发地做出反应。一句话，人们对电视的反映不是主体应有的独立的、反思性的反应，而是下意识的、群众化的反应。现代大众文化的重复性、雷同性和无处不在的特点，倾向于产生自动反应并削弱个体的抵抗力量。文化工业和法西斯主义的二重大合唱消解了主体，只剩下一群毫无生气的大众，或者说一堆物体――一些自以为自为、其实被操纵的所谓主体。 从另一方面看，媒体是日趋松散的社会中的凝聚力：现代大众媒介的受众越是显得涣散，越是不善表达，大众媒介就越易于实现他们的整合。但是这个“整合”并非是非本真的整合。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了无对立面、无否定的“单向度社会”：我们的大众传媒几乎毫无困难地把特殊利益当作一切懂事的人的利益来兜售。社会的政治需要成了个人的需要和渴望，这些需要的满足推进了商业和公共福利，整体成了理性的根本体现。然而，这个社会总的来说是不合理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认为，随着20世纪媒介商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已经被“再度封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