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_.doc

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 昆廷·斯金纳 撰 任军锋 译 一 观念史家 的任务应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书写这种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涉及道德、政治、宗教以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包含着表现为“普遍观念” 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dateless wisdom）。这样，我们可望直接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中获益匪浅。 这就进一步向我们表明：接近那些文本的最佳途径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位作者就某一“基本概念” 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 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经典文本时，必须将其视为“似乎是出自一位当代人之手”。 事实上我们也不得不这么做，完全专注于他们的论证，考察他们在那些永恒的问题上会告诉我们什么。假如我们不这么做，而是走穴去考察经典文本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或知识语境，我们将无从发现经典作家那些经受过时间考验的智慧，因此也就失去了研究那些文本的目的和价值。 我想接下来对这些预设提出质疑和批评，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使其信誉扫地。以为经典理论家会对一整套“基本概念”做出论述，在我看来，这一成见长期以来已经制造了许多困扰观念史研究的迷惑以及在解读经典方面的谬论。但这一成见所造成的误导并不那么容易辨别。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苛责为“一个致命的错误”， 与此同时却很难否认不同的思想史研究总是运用某些相对稳定的特有的语汇。 只有借助某种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我们方能确认和分辨各种不同的活动。然而即便我们接受这一不太严谨的说法，我们仍然不得不采用某些标准和用法，使得某些行动（performances）作为特定活动的例证得到正确的论证，而将其它行动排除在外。否则的话，我们根本无从（更不用说论证）将伦理或政治思想史描绘为或者说成是各种可辨认的活动的历史，所有这些活动肯定会有某些特有的并可能造成迷惑的概念。这并非谬论，而是事实。因为，假如至少存在某些家族相似性，能够将涉及某一活动的所有例证联系起来，而我们首先要领会这些相似性以便确认某一活动本身，那么，在那些我们试图去发现的东西上如果没有某些先入之见，我们就不可能对任何这样的活动及其例证进行考察。 看来，观念史的这一困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困境对于那种认为史学家就应当全神贯注于经典文本在那些经典的论题上都说了些什么，尤其如此。假如我们对某位作者的言说没有任何预期和成见，我们便不可能对该作者曾经说了些什么进行考察，尤其在一个全然陌生的文化环境下更是如此。这一困境正是心理学家们所熟知的，他们将其称为观察者的思维定向（mental set）。我们的过往经验“使我们定向于以某种方式观察细节”，而一旦这一参照系形成，“这一过程便意味着准备以某种方式观察或做出回应”。 鉴于我写此文的目的，这样最终所造成的困境可以表述为：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借助某些模式和先入之见组织和调整我们的知觉和思想，它们本身构成了我们思考和理解内容的决定因素。为了能够理解，我们必须进行分类，而我们只能从自己所熟悉的事物的角度划分那些不熟悉的事物。 这样，在我们试图扩展自己的历史理解的过程中，一个持久的威胁在于：我们在某位作者言说和行为方面的预期，本身会使我们误以为行为主体在做某些他们不会甚至不能接受的有关他们当时所作所为的描述。 在艺术史领域，有关这种范式优先性（priority of paradigms）的观念已经有相当充分的探讨。 这一观念已经造成了一种从根本上说是历史主义的叙述，认为幻觉艺术逐步会让位于一种旨在追索不断变化的意图和手法的故事情节。最近，在科学史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深入讨论。 在这里，我将力图对观念史领域进行类似的探讨。我所力图揭示的是：由于对范式的无意识运用，目前有关伦理、政治、宗教以及其他思想样式的历史研究遭到破坏的程度。对历史学家来说，尽管那些范式已司空见惯，但实际上并不适用于过去。当然，我并不试图否认我所批评的方法论有时会很有收获。然而，我坚持认为，对于经典理论家言论的各种研究途径不可避免地会面临陷入形形色色的历史性谬误（historical absurdity）的危险；与此同时，对诸如此类的研究途径进行剖析。事实上，准确地说，通过这些途径所得出的结论是神话，并不是历史。 二 历史学家们制造了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神话，在他们看来，每一位经典作家（诸如历史、道德或政治理论方面）必然在构成某一主题的每一个论题上形成了某种学说体系。这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范式（尽管是无意识的）：即愣是要“找出”某一著作家在所有无可争议的主题上的学说体系。这样做的结果就造成一种可以被称为学说神话（mythology of doctrines）的讨论。 这种神话的形式有好多种。首先，它放胆将经典理论家的某些零星的或即兴的论述转化成他们在某一预期的主题上的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