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doc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 李大龙 “大一统”思想虽然形成于先秦时期，但具体付诸实施则是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王朝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用于指导构筑“大一统”王朝，对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其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关于“大一统”思想，尤其是西汉时期的“大一统”思想，一般学者多将其和儒家思想乃至董仲舒联系在一起，从哲学的角度去探讨，但实际上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在兴兵匈奴之前已经形成，并开始指导其构建“大一统”王朝的行动，董仲舒对“大一统”的思想阐述只不过是对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进一步细化，替汉武帝进行系统论证，为其构建“大一统”王朝的行动提供理论支持而已。鉴于学界尚未见有论著进行专门系统阐释，下面略陈愚见，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西汉初期，经过汉高祖至景帝时期的经营，西汉王朝通过册封、和亲乃至订约等多种方式确立起了由郡县、藩臣、外臣构成的“天下”统治体系，但这种统治体系的形成有着很多不得已的相互退让、妥协的成分在其中，而经过文、景二帝的“无为而治”后，西汉的国力不断增强，由“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发展为“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强大的国力，一方面为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汉武帝实施“大一统”思想的具体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汉武帝即位于公元前140年，即位当年十月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显示出汉武帝渴望与臣民探讨改变治国方略的愿望，遗憾的是为丞相卫绾谏止。尽管如此，汉武帝对于如何治国乃至重新构筑“天下”秩序的思考并没有停止，而且这种思考在百越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识，这就是以“汉为天下宗”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以往，学者多关注汉武帝对西汉前期匈奴政策的改变，试图从中探讨汉武帝的天下观念，有汉一代匈奴问题确实是十分突出的边疆问题，也是西汉王朝历代皇帝一直关注的问题，但实际上汉武帝即位之后遇到的第一个边疆民族问题并不是匈奴而是百越，汉武帝的天下观念是在处理百越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西汉初期，西汉通过册封确立了对闽越、东瓯和南越的臣属关系，但三个政权之间经常发生兼并战争。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六年（前135），“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从上述记载看，如何维持百越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乃至三个政权和西汉的关系就成为了摆在汉武帝面前的重要的边疆问题，而汉武帝通过出兵也顺利解决了百越三政权之间的冲突问题，但出兵的行动并非如此顺利，也遇到了阻力，先是太尉田蚡，后是淮南王刘安。 按照《汉书·严助传》的记载，第一次出兵“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于是助诘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或许是事件的顺利解决鼓励了汉武帝，所以建元六年（前135）在接到“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的上书之后，汉武帝“多其义，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但没有想到遭到了淮南王刘安的反对。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止，上书洋洋洒洒近两千言，认为：“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从前代治理的经验、发兵遇到的各种困难、用兵对中原地区带来的严重后果等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试图劝止汉武帝。但是，汉武帝并没有为淮南王刘安的上书打动，而是坚持出兵闽越，结果即是上引“未至，越人杀郢降”，又一次顺利解决了问题。 汉武帝虽然没有听从淮南王刘安的劝谏，但在战争之后派遣严助向淮南王阐明了自己的主张：“今者大王以发屯临越事上书，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远，事薄遽，不与王同其计。朝有阙政，遗王之忧，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今闽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