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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理论:衍生、演化和计量探究综述 　　摘要：代理理论起源于企业内部的“黑匣子”问题，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旨在研究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的情境下如何实现代理人效用的最大化。迄今为止，学界对代理理论的内涵和结构已经有了较完整的认识，其中对代理成本的界定、代理效率的界定及其计量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文章回顾了代理理论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文献，通过梳理、归纳其中的脉络，对代理理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代理理论；伯利―米恩斯命题；公司治理；代理成本；代理效率 中图分类号： C93-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1.006 1 引言 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将企业的经济活动当作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把企业看作是内部完全有效的“黑匣子”，在企业内部的各项活动均按理想化模式运作，其实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前提是：市场类型完全竞争且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完全对称，理性的经济人根据给定的价格条件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其行为不受其他参与主体的影响，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这个基本假设很难满足。 由于分工带来的现代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使得所有权人和经理人的利益函数和收益函数不完全一致，两个利益主体因为目标上的差距而诱发的损失或代价产生了代理问题、造成了代理成本。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看做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总和，代理理论对“黑匣子”做出了科学解释，成为近年来企业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因此有必要梳理代理理论的产生、演化及研究的现状，为未来研究奠定基础。 2 代理理论的衍生及演化 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Adam Smith，1776）在《国富论》中提到：“股份公司中的经理人员使用别人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不可能期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合伙制中经常做到的那样以极大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正像一个富人的管家一样，他们经常关心一些小事，而不是对他主人的忠诚，极易把主人的东西攫为己有”[1]。这是在文献中首次提出企业经理人行为目标与所有权人利益目标不同而产生的代理问题，可以说是代理理论的思想起源。 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凡勃伦（Veblen，1904）提到“产业设备等的所有者，疏离了实际的经营与管理，经营者的利益由于追求利用“现实收益力与预期收益力之间的差距”以谋利的政权操作，甚至开始与自己公司长远的利益相对立。这样，股份公司使企业逻辑脱离了产业逻辑而对立，且居于支配地位。这时，产业与企业的矛盾已经达到巅峰状态。”[2]凡勃伦首次指出是因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代理问题的产生。 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1932）对美国200家非金融公司的分析发现：由大股东拥有并控制的公司不到5%，44%的公司由少数股东和管理者控制，58%的公司财富掌握在管理者手中，形成所谓的“管理者控制”。他们提出“财富所有权缺乏相应的控制权，而财富控制权缺乏相应的所有权，决策功能的分离和对职业经理的依赖（源于分工的专业化优势）迫使股东必然要给予经理更大的管理选择权，也导致了分散化股东与职业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3]。这些观点继承了凡勃仑的思想，奠定了公司治理基本理论―代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由此，经济学界开始研究如何有效监督现代公司中经理人的行为绩效表现。后来，斯蒂格勒和弗里兰德（Stigler and Friedland）将上述问题总结为“所有权的分散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并将此命名为“伯利―米恩斯命题”。 乔治George Arthur Akerlof，1970）通过“柠檬理论（lemon theory）”解释了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效率均衡缺失的原因[4]，并进一步分析了供需方的数量及其风险态度会对市场均衡产生影响，他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市场上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行为会导致“劣品驱逐良品”现象的产生，因此通过市场机制达到的均衡可能是无效率的。 斯蒂芬Stephen ? Ross，1973）提出“委托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首先要基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对信息的完全掌握，这一点显然是比较幼稚的，最理想的解决方案表明是委托人完全掌握经理人激励―行为的映射关系，在此情况下，委托人只是简单安排经理人的具体行为，困难在于如何监督经理人的行为，在理论层面是可行的，但在经济层面并不具备可操作性。”[5]斯蒂芬“代理人问题”。 詹姆斯（James A. Mirrless，1974[6]、1975[7]、1976[8]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通过“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法”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的标准模型，他以委托、代理双方的非对称信息为前提，说明委托人不能完全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