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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构建 　　摘要：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了私人执行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对该制度有原则性规定，但仍不足以使该制度有效运作，对此，应借鉴国外完善的立法经验，以惩罚性损害赔偿激励受害人提起诉讼，以集团诉讼给予受害人救济权利的程序性保障，在反垄断领域对证据制度进行特殊设计以使垄断行为的受害人能够对抗实力强大的垄断组织。 关键词：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集团诉讼 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1-0072-04 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是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该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反垄断法的执行。反垄断法的执行分为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前者是指反垄断执法机构以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来执行反垄断法，后者则是指自身利益受到垄断行为侵害的自然人或法人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执行反垄断法。在反垄断法实施中，公共执行具有专业优势，但反垄断主管机关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其本身并不能修复垄断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且国家反垄断主管机关的财政预算和人力资源有限，没有能力监控所有的反垄断行为。而垄断行为直接危害到当事人的利益，受害人具有直接的利益诉求，反垄断法私人执行通过对个人利益的救济，在客观上可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本文拟针对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的关键性因素进行分析，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对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的构建进行探讨。 一、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现状 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该规定仅是一个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从我国《反垄断法》生效以来私人执行的司法实践来看，私人当事人提起反垄断诉讼的案件并不多，自2008年《反垄断法》正式实施起到2011年底，全国地方法院审结反垄断民事案件53件，原告中律师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案件除少量以和解结案外，还没有原告胜诉的案例，且所要求的大多数为象征性赔偿，如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垄断案、广州铁路集团垄断案。这些情况足以说明我国私人执行制度的实施效果很不理想。针对这种情况，2012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对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中原告的资格、举证责任、专家证据以及承担责任的方式、损害赔偿的范围作了特殊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仍过于简略，并未构建出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私人执行制度。 二、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关键性问题分析 从国外反垄断法实践来看，美国是最早确立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的国家，90%以上的反垄断案件是由私人提起诉讼的，法院占据了美国反垄断实施体系的中心地位，学者们将私人执行制度在美国的成功归因于惩罚性损害赔偿、集团诉讼、证据开示等因素。大陆法系国家反垄断法的实施更倚重行政执法机构，但近年来，许多原本私人诉讼制度并不发达的国家开始修订相关法律以完善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制度，如欧盟委员会于2005年颁布了《违反欧共体竞争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绿皮书》，2008年颁布了《违反欧共体竞争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白皮书》，要求其成员国通过国内的法律制度导入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欧盟在讨论私人执行机制时也强调私人执行制度是一个制度体系，其运作需要诸如证据开示、集团诉讼等法律制度的支撑。所以，损害赔偿、集团诉讼、证据制度构成了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的关键。 （一）损害赔偿 当垄断行为侵犯到消费者或经营者的权利时，能否对受害人的权利进行有效的救济关系到一国反垄断法实施的效果，在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中，损害赔偿可以实现直接正义，对受害人来讲是最重要的一种救济方式。对比当今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存在惩罚性损害赔偿和补偿性损害赔偿两种方式。 美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制度采用了惩罚性损害赔偿，美国《克莱顿法》第4条规定了三倍赔偿制度，即任何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害的人，均可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其所受实际损失的三倍，并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及合理的律师费。欧盟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救济方式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违反欧盟竞争规则损害赔偿诉讼白皮书》规定，垄断行为的受害者所获赔偿为其真实损失，包括可得利益和利息，即其赔偿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为原则。比较上述两种不同的赔偿方式，美国的三倍赔偿制度对私人当事人提起反垄断诉讼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提高了私人执行的可能性，同时巨额赔偿增加了违法成本，给经营者带来了震慑，从而可减少垄断行为的发生。但是许多批评者认为，三倍赔偿制度鼓励了诉讼，产生了两种负面作用：其一，导致了私人执行的滥用，可能会诱发敲诈诉讼或利用反垄断诉讼来破坏竞争。其二，过度威慑，即高额的惩罚性赔偿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