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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碳减排贡献原则绿色气候基金分配探究 　　摘要 本文讨论了“后京都”时代绿色气候基金（GCF）如何在发展中国家间分配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碳减排贡献原则的分配方案，在此方案下一国的减排贡献越大其所能获得的资金也将越多。研究采用环境版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E）定量分析了GCF分配方案对各国的经济环境影响。结果发现，基于减排贡献的分配原则，所有发展中国家均能获得一定额度的减排基金和适应基金，并且在政策实施初期100亿美元和1 000亿美元的GCF能够促使发展中国家分别减排14.7 亿tCO2和31.8亿tCO2。GCF分配方案对各国居民福利的影响依赖于绿色基金融资额度，只有当GCF达到一定融资水平时，才会出现所有发展中国家居民福利均改善的情况。总的看来，基于减排贡献原则的GCF分配方案，不仅能为发展中国家募集一定的适应基金，也能取得较为明显的减排效果，是对“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变化适应和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兼顾。 关键词气候变化；全球绿色气候基金；减排贡献原则；环境版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E） 中图分类号X196； 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1-0028-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1.005 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原则同意，由发达国家出资建立全球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并在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分配。这笔资金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扶持，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案、项目、政策及其他活动[1]。GCF的提议在2010年坎昆气候峰会上被最终确认，并迅速成为2011年南非德班气候峰会的一个核心议题。按照《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的要求，发达国家要在2010-2012年间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在2013-2020年间每年提供1 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2]。但时至今日，第一笔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的承诺期已过，全球绿色气候基金进展却并不顺利。在2012年的多哈气候峰会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反映其并未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而不少发达国家则表示已履行了快速启动资金的融资承诺，双方各执一词[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基金的争论，凸显了资金管理上的不透明和双方信息的不对称问题，这与气候基金缺乏一个系统有效的方案设计有关。本文将研究的焦点聚集在GCF在发展中国家间的使用层面，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碳减排贡献原则的分配方案，在此方案下一国所能享受的基金份额等于其减排份额。 1文献回顾 发达国家设立GCF的目的主要包含两点：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增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体现了气候基金的适应性功能（Aadaptation），这笔资金大都以援助形式出现，无需发展中国家采取量化减排措施；另一方面是激励发展中国家实施量化减排，以保证全球温控目标的实现，这部分资金是一种有偿援助，体现了气候基金的减排功能（Mitigation）。绿色气候基金临时秘书处（Interim Secretariat）指出，未来基金方案设计需要在适应和减缓之间寻求最优的资金分配，以最大化绿色气候基金的使用效果。 当前关于GCF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展开。部分学者从定性的角度对GCF进行了探讨，如Van Kerkhoff 等[4]指出可以借用CDM的运作方式，在各国建立国家执行主体（National Implementing Entities，NIEs），专门负责本地区绿色气候基金的使用和监督情况。Donner等[5]指出为了实现长期快速的筹资任务，GCF融资来源应该多样化。Grubb[6]提出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耗能行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可以作为发达国家绿色气候基金的一个重要的融资来源，并指出这种处理方式合乎伦理且具有潜在的政治经济吸引力。 也有学者从定量角度对绿色气候基金进行了研究。如Carraro 和Massetti[7]采用WITCH模型探讨了“后京都”时代温室气体减排问题，指出绿色气候基金如果主要用来减排，500亿美元GCF能够促使非附件I国家减排21-33 亿tCO2。Silverstein[8] 提出发达国家可以协商在国内实施统一碳价格，所得收益用来为GCF提供融资服务，各发达国家的出资份额取决于历史排放责任和当前的人均GDP水平，而GCF的分配则依赖于不同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性需求和减排潜力等。Springmann[9]采用一个全球能源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使用碳关税收入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