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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之一：经济法责任——沱河泣血，百姓遭殃 【案情介绍】 2004年2月下旬到3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骤然降临在流经四川省中南部的沱江下游两岸，50万公斤鱼类被毒死，百万人断水，造成经济损失达3亿元。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因污染事故影响正常生活用水的内江、资中、简阳等地在事隔近1个月后，恢复了从沱江取水。然而5月初，沱江再次遭到污染，10万公斤侥幸逃过上次劫难的鱼儿被毒死，沿江群众不得不拧紧家中的水龙头，举家提着小桶去寻找水源。沱江干流总长达600多公里，经成都、资阳、内江、泸州后注入长江，流域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其中仅内江市就有80万人从该河取水。沱江接连两次严重污染事件，震惊了四川省委、省政府。 事故发生后，四川有关部门立即采取了拉网式的调查，并很快找到了事故的元凶：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川化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川化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第二化肥厂造成2月下旬的污染事故，四川省仁寿县东方红纸业有限公司造成5月初的污染事故。有关部门在调查中发现，这两起灾难纯属人为事故。据介绍，有关部门在2004年2月中旬就发现川化集团化肥厂的设备出了问题，而工厂却一直没有停止使用该设备。直到3月2日污染源被强制切断时，该企业已严重超标排污持续了近20天，将2000吨氨氮含量超标数十倍的废水直接外排。据了解，更严重的是该企业对事故不仅长时间隐瞒不报，而且在事故发生后，企业环保部门甚至还拿出一套假数据来说明他们的排放是达标的。东方红纸业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是污染大户，多次被限令停产整改。2月27日，东方红纸业有限公司又声称治污设施已达标，要求调试生产，并一再保证不会偷排、漏排、超标排放。然而就在这次调试过程中，从4月16日至30日，该公司约有6000吨造纸废水未经处理就偷排入沱江的支流球溪河，酿成大祸。 川化集团和东方红纸业肇事后，省、市有关部门依据国家及省有关规定，对这两家企业有关人员进行处罚，同时对川化集团处以100万元的罚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最高罚款限额，并责其交纳一定数目的赔偿金。而东方红纸业则被立即实施停产、停电、停排处理，处以15万元罚款，并依法赔偿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处理决定一出来，立即引起众多议论。川化集团下属的川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约18亿元，2003年销售收入约10亿元，利润达8800多万元。一些群众议论说，区区100万元罚款，对这样的企业如九牛一毛。低成本的处罚，确实纵容了不少污染企业。据有关部门调查，仅在地处球溪河上游的仁寿县，一些造纸厂、酒厂、氮肥厂等每年排放各种超标废水及污染物分别达2000多万吨和2万多吨，致使该河自上世纪70年代就失去了饮用水功能。丰水期时河水仍发黑发臭，到枯水期绵延几十里藻类疯长，不少河段鱼虾早已绝迹。 分析上述案件涉及哪些问题，并结合本案简要解析。 【法律问题】 1、行政责任能否替代经济法责任救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2、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及其意义。 3、独立的政府经济法责任承担方式。 【法理分析】 （一）关于本案思考——监管缺失，政府责任何在? 1、环保机构失去监管作用。据有关部门调查，流域面积占全省面积34％、流域人口占全省人口54％的沱江、岷江接受的污染物排放量占全省2／3，而且水质恶化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有的河段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据介绍，除成都外，目前排放到两江流域的城市污水处理率，均不足10％，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50％。一些地区污染物直排现象严重，流域内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水环境承载能力的1．5倍以上。而与此同时，在沱江、岷江流域，环境部门监测监察能力能达到国家基本要求的监测站、监察机构不足30％，很多监测机构设备严重老化、人员严重缺乏、经费严重短缺。由于管理体制的制约，一些地区把环保部门当成了“私生子”，砍经费先砍环保局的，减编制也先减环保局的，不少县级政府连环保局也没有单设，而是“挂”在建设部门里，还有一些县级的环保局属于“事业编制”，根本就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据四川省环保局提供的数据，目前在全省181个县(区)级环保局中，属于“事业编制’’的37个，占20％；属于行政编制的86个，占这58个没有环保局的县(区)，绝大多数恰恰就处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门户金沙江、岷江等流域。这是这次事故发生结果扩大的原因之一，即政府没有履行监管职责。 2、政府责任的缺失。在川化集团被严厉处罚后，不到两个月，东方红纸业依旧顶风作案。这其中有经济利益驱动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在这两起事故中，政府责任的缺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十几年过去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的责任却一直处于居“次席”状态。不仅是四川，其他许多地方也都把环保局作为二线机构处理。政府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