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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启蒙和马克思主义启蒙 　　【摘 要】现代性启蒙导致传统的断裂，使科学技术成为信仰。随之而来的则是个体主体意识的不断膨胀，自我中心主义、工具理性和“物化”盛行。在现代社会给人带来迷茫、困惑和信仰危机。马克思主义启蒙直面信仰危机，从个体生活世界出发，将共同理想和个人信仰有机地协调起来，使得人们从多角度、多层次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提高信仰自觉性。 【关键词】现代性；启蒙；马克思主义；信仰 现代性社会是一个生活范型发生根本变迁的社会，传统与习惯在剧烈荡涤中被冲刷消蚀，原有作为信任基础的安全感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改变，个人所面对的社会风险性突然增大，人们在这突然变化之下反思自己的存在及其交往方式，反思既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系统的合理性。此时，社会就会升腾弥漫起一股信仰危机之雾瘴。除非使得人们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证明马克思主义能够予以行为及其结果的可预期性，可以给人们带来安全感，否则，在社会中的信仰危机之雾瘴仍旧弥漫不散。 一、现代性启蒙与信任危机 现代性是一个内容庞杂且极富歧义的概念，其所表达的既是以经济生活方式现代化为基础的经济-政治结构、社会制度的现代转型，亦是人类知识理念体系重新勘定与建构的价值体系的现代转换，还是个体-群体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文化制度的现代变迁。马克斯“价值颠覆”的性质。[1]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无一不是以挑战既有偶像、权威，破除那曾不容置疑的神圣为使命。传统被怀疑、批判、否定。灵魂无处安顿，在无可奈何的绝望中，孕生出信仰危机。 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启蒙未完成，缺少韦伯式的新教伦理的文化储备与精神条件，没有市民社会发展的土壤，缺乏现代性社会精神资源。而当代中国现代性实践过程中，社会转型时期的初始阶段，表现出对传统的强烈否定性：既有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受到根本性冲击、怀疑，甚至抛弃，出现了如黑格尔所说倒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的现象。启蒙缺失与传统丧失导致普遍价值原则的失落和价值相对主义的滥觞，以及由此进一步引发的信仰危机。 韦伯与托克维尔赞美现代性中的启蒙自我意识，同时又表示了深深担忧：在现代性进程中，灵魂趋向孤独可能性。在现代性即理性启蒙下，人的主体性意识日益觉醒，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强化利益与权力。主体意识的觉醒表现为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体主体意识是一种在自我与他人社会两极分离对立的范式中确证自我、追求自我利益的价值意识。而支撑这不断膨胀个体主体意识，即理性的启蒙。启蒙赶走了上帝，无家可归的人们将对上帝的崇拜转变为对科学技术的崇拜，现代人一切仰仗于科学和技术，将科学和技术视为唯一具有真理性和最有价值的知识。“再也不是根据大自然的规律，再也不听取预言家的教导，而只根据物质革命给予的权力行事了。从机器世界出发，人把目光盯在另一位上帝身上，即人为的上帝。“ [2]赫勒说，“科学的是一个魔力词汇，它激发了一种新的信念和信仰；也就是说，一种否认是实际所是的信念或信仰，一种声称完全摆脱了自身本质的信念或信仰。”[3] 现代性以理性和科学技术为主导推进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使人类面临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诸多困境，尤其是信仰危机。直面和反思现代性及其根本问题，反思现时代信仰困境及其根源，主要在于自我中心主义的盛行、工具理性主义的蔓延、物化处境的加剧。 弗洛姆揭示：“现代文化的失败，不在于它的个人主义原则，也不在于它的道德观念与追求自身利益一致，而是在于自身利益之含义的退化；它的失败不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人们过分地关心他们的自身利益，而是在于他们并没有充分地关心他们真正的自身利益；关键不在于他们太自私，而在于他们不爱自己。”[4]物极必反，启蒙导致个体主体意识的膨胀，过度自爱造就了灵魂的孤独，将自我推向存在的孤独。 存在的孤独，意味着个人以绝对纯粹自我主体的方式存在。实际上，还有一种选择：以共主体的方式存在。人在现代性中面临着两种选择，以积极态度构建马克思主义共主体的交互方式，或是固执于纯粹自我。在现代性中，这是关于人的存在方式不可避免的一个选择。 二、马克思主义启蒙及其信仰重建 思政工作者必须选择成为积极建构马克思主义共主体的交互方式的实施者与倡导者。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启蒙是起点。康德强调，“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5]引导，是思政工作者的过程和手段，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启蒙来建构共主体。信仰决定思想，也决定行为。面对资本主义的不断侵蚀以及未完成的启蒙，马克思主义者在现代性情境中，作为启蒙者必定坚守和传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信仰体现了人类所特有的属性，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共同体，信仰不可或缺。作为一种精神理想和价值目的的表达形式，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