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_矛盾论_的历史地位_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docxVIP

《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地位、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杨春贵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联合发起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发表七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国防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因为七十年前毛泽东正是在国防大学的前身——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的关于《实践论》、《矛盾论》的演讲。置身于今天这样的场合,回顾历史,思考现实,展望未来,重温“两论”的光辉思想,使我们仿佛又一次聆听毛泽东那立意高远、独具魅力、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诲,从而鼓舞我们继续沿着他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开拓前进。国防大学对我们这次会议十分重视,给予了大力支持,今天几位校领导又亲自出席并指导会议,使我们深受感动,让我们向国防大学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也请允许我代表会议发起单位向全体与会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篇哲学著作。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恒久的科学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下面我谈三点认识。一、“两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正如上个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自己所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1](p.36)中国革命最初十几年“两起两落”的曲折道路,把总结经验的任务鲜明地提到全党面前。毛泽东认为,总结经验必须提高到哲学高度,因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2](pp.311-312)党内“左”右倾错误最深刻的根源是思想路线的错误,即唯上、唯书、不唯实,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如果不从思想路线上,不从哲学上解决问题,那么,纠正一种错误必定还会犯另一种错误。我们党在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以后,连续犯三次“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王明“左”倾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没有从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没有对“左”右倾错误作哲学上的清算。有鉴于此,毛泽东在总结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教训时,总是结合这些斗争实际进行哲学分析。1935年12月,他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着重从政治路线、政治策略上总结经验,批评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在分析这些政治错误的同时,指出了其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即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主张“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形而上学思想。1936年12月,毛泽东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着重从军事上总结经验,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军事路线的错误,但这篇演讲首先提出的是“如何研究战争”,即研究战争的方法论问作者:杨春贵,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本文系杨春贵同志2007年8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两论”发表七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开幕词。——编者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8期题,强调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又是很不够的,还没有对“左”右倾错误作系统的哲学分析、概括和总结,还不可能使人们完整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于是,在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作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演讲,专门讲哲学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对中国民主革命经验进行系统的哲学总结,对广大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教育。《实践论》的主题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矛盾论》的主题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两个统一”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为反对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实践论》深刻揭示了“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也反对“左”倾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实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一句话,“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3](p.295)《矛盾论》深刻揭示了“左”右倾错误的形而上学实质,指出,他们不懂得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