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的观照.docVIP

文化心理的观照——中国与泰华的新文学关系侧探 张长虹 泰国华侨华人是移居泰国已有数百年历史的一个泰国少数民族（以下简称“泰国华族”或“泰华”、“华族”）。20世纪20年代，他们逐渐接受从中国传来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并由此产生了以泰国华族及泰族人的社会生活为题材、中国新白话文为表达语言的泰国华文新文学（以下简称“泰华新文学”）。泰华新文学不是中国新文学的分支，属于泰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但两种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泰华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使用汉语，也继承了中华文化精神。 文化以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为基本结构，其中，精神心理文化又称文化心理，是人类主体意识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人与自然、社会、自我关系的创造活动的过程和成果，由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宗教意识、民族性格、艺术审美等因素构成，通常体现了某一民族、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化精神。 本文将按两大历史分期，即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初、1970年代中后期至今，探讨中国新文学如何从中华文化精神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泰华新文学，并促使其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探索泰华新文学表现中华文化精神的经验和特点。 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初中国与泰华的新文学在文化心理上的关系 一 （一）探索个性自由的新观念。中国现代的个性自由观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时代发展，个性自由的内涵也有所不同。“五四”时期，最早接受自由观的青年学生以追求个人婚姻的自由为首要表现，鲁迅的《伤逝》则将矛头指向启蒙运动的不彻底及其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的历史局限。随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经济掠夺使人们的爱情理想在恶劣的大环境中幻灭，1946年，巴金的《寒夜》暴露了耽于一己享乐的个性自由观念的弊端。50年代初，作为一位追求个性自由的全新女性，林道静把个性自由转向为大众解放的事业，找到了一条通往尊严与永生的自由之路。 20年代末30年代初，泰华新文学出现反映个性自由的作品，其间关于个性自由的新意识有不同特点。1934年林蝶衣的《风筝的残骸》象征追求个性自由的女性遭受摧残。二战之后，泰国经济基本恢复，华族争取个性自由的主题得到进一步发扬。1950年代，《家风》中的萧悱坚决通过师资考试赢得自由，并帮助已成寡妇的三婶逃离令人窒息的家庭。此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萌生和女性受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华侨华人的个性自由观念日益加强，且逐渐地与为民众幸福而努力的进取精神融合起来。如兴记号老板家的大女儿便在四姑娘的鼓励下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并决心成为一个比较有用的人。 在表现个性自由方面，中国新文学明确指出个人自由必须同社会斗争相结合，泰国华族作家则没有为个性自由赋予具体、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秉承忧民忧国的优良传统。20世纪上半叶适值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成长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意识到自己担负着社会使命。泰华作家也从以下两方面关注生活困苦的人民。 其一，同情饱受欺凌、生活困苦的平民。193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佳作，如老舍的《驼驼祥子》，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等。30年代，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泰国不可避免地受1929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火砻（碾米厂）的经营日益窘困，火砻老板对工人的压榨也愈来愈残酷。1934年，林蝶衣的《关帝庙口》便描述了一位被米袋压伤的工人的惨遇。 对于各自的社会问题，作家们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其差别在于茅盾的笔触更细密，并对30年代初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危机作了层层深入的剖析。 其二，临家园故国罹难，起保家卫国之心。抗战时期，中国文人在颠沛流离中写下了爱国诗篇，如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艾青的《向太阳》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苦难祖国的一片真情和对光明未来的由衷期盼。 当隆隆的炮声传到湄南河畔，泰国华族诗人亦无法抑制抗日卫国的情绪：“这时代/谁还害怕犀利的刺刀/谁便是千世万代的牛马/谁不怕流血、牺牲/谁便是最后必来的自由者……” 与中国诗人不同的是，燃烧着激情的泰国华侨华人既是基于人类厌恶战争的普遍心理，又含有另外两重特殊的情感：一是对祖籍国怀着儿女对母亲一般的拳拳之心；二是对已生恋情的泰国新人珍藏着无限的深情。 （三）弘扬以民为本的思想。建国前，以人为本的道义精神表现为反对压迫，维护人民合法的权益，如鲁迅的《离婚》，茅盾的《子夜》，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一主题则表现为关心人民疾苦，敢于揭露官僚主义。20世纪50年代《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都涉及了政府官员对人民疾苦不闻不问、粗暴压制群众批评之类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泰国华侨华人也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坚守着这份以民为本的精神遗产。从20世纪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