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与日本“物哀论”.docVIP

白居易《长恨歌》与日本“物哀论” 　　摘要：白居易《长恨歌》描写李、杨的悲哀爱情故事时，多凭借物象景色来释放人物真性情、实感受，不仅交织着人物对自己处境的悲怨，还融入了作家的同情、爱怜，产生了一种深沉、纤细的美感，体现了对“物之心”、“事之心”的敏锐感知，。这样一种朦胧而感伤的审美状态，与日本“物哀论”的精神气质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键词：《长恨歌》；白居易；物哀论；感物说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写于元和元年的一首“感伤诗”。“物哀论”是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家本居宣长提出的文学理念。二者时空距离相差甚远，何以敢用“与”字相连？ 　　“物哀”是对物象人情直接率真的感情流露，每一次因外物而触发的感动都包含着对自然人性的纯粹同情和广泛包容，绝无一丝功利目的。 　　白居易 “物动而激发摇荡性情，随感遇而形于歌咏”，其感伤诗的代表作《长恨歌》尤以“感事写意”为贵。而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之隔，其文化自汉唐以来就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其文学也沾染有儒佛道的思想底蕴，故“物哀论”的提出脱离不了以“感物说”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论的影响。《长恨歌》与“物哀论”均与“感物说”有继承与发展关系，前者是作品，后者为理论，皆有“感物”内核。“文学现象之间实际存在的亲缘关系、价值关系和交叉关系是可比性的客观基础。” 　　超越时空维度，将《长恨歌》与“物哀论”作比较，以促成不同文学间的互识、互证和互补，在二者的对话中品味其“感物”内涵的异同之处，鉴赏“物哀论”与《长恨歌》的互映之处。 　　一、 感知“事之心” 　　王向远在《日本物哀》中提出，物哀论的“事之心”即指人际交往与世态人情。知物哀者通达人情，能以至诚至信之心理解世间人事，对于所遇所闻所见，自然而然地从内心深处生出喜悦、赞美、怜悯、悲戚等丰富情感。《长恨歌》中，白居易细细体味李、杨的内心世界，对其纯洁无暇的爱情故事，既有赞叹歆羡，又有悲哀同情，还寄托了君王恋色破国‘不如不遇倾国色’的讽喻。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里的“重色”若说的是求女色以满淫欲，后宫佳丽三千，何来愁苦？他爱“色”，因为他懂得欣赏且不断地追求“美”，正是他固守自己的审“美”标准，不愿将就，才“多年求不得”。对爱恨感知强烈的唐明皇，对万物有敏感之心，因为“最能体现人情的，莫过于‘好色’，因而‘好色’者，最能感人心，也最知‘物哀’” 。 　　爱情最能动人性情，悖德之恋尤甚，这种爱情实际上早己超出了一般男女关系，更多的是“男女之间高雅的，有情趣的，时而伴随着一种游戏感觉的恋爱，是一种修养、美德，或者说是文明人的资质” 。对于李杨二人来说，这一辈子能相遇相爱已属不易，所以无论代价有多沉重、阻碍有多巨大，成就这段不伦之恋都是值得的。白居易善于体味李、杨之恋的情趣所在，深入人物心灵，设身处地地感受情感之美，从这出爱情悲剧中引出不尽的哀婉叹息。 　　二、感觉“物之心” 　　对“物之心”的极力发挥是《长恨歌》“物哀”品格的另一表现。“物之心”是指人心感知客观物外物，尤其是自然景象时产生的真实情感，能否在接触到物的同时，心生触动、感悟。白居易是懂得“物之心”的，凡一景一物，所见所闻，他均能在不同的心境下引出感慨万千。心随物动，情随景迁，《长恨歌》中使用大量的景物意象，使得情与景合而为一，物与心共为一体。 　　（一）物景显戚哀 　　进入到了高潮转折点，“渔阳鼙鼓动地来”仅一句就暗示了安禄山起兵反唐，足见白居易观察事物的细致入微。紧接的“无奈何”和“马前死”，虽极简地道出杨贵妃被逼处死的因果，却缺乏撼动人心的力量。直看到这一句“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才意识到他们的爱情已被无情摧毁，此区区一景，创造了一个物心调和、情景合一的境界，导出延绵不绝的凄惨悲愁之美。 　　接下来“旌旗无光月色薄”，月是伤心色，铃为断肠声，哀痛之情使他的感官感受更加纤细敏感。踌躇马嵬坡，终任随马转去，他见到“空死处”，心也空了，仿佛再?]有东西值得留恋。由眼前的一处景诱发出强烈的无奈、伤感、唏嘘之感，直接流露了干净纯粹的人情人性，是最为“知物哀”的体现。 　　哀痛至极，眼前的旧景、旧物都沾染上故人的身影气味，那芙蓉如娇面，这柳叶似细眉，时时处处惹心伤，如何不泪垂？睹物思人，客体与主体达成了心灵上的观照，客体的出现触发了主体内心的波澜，主体的情绪又牵动了客体主观性质的改变。纯粹地思念美人，没有掺杂对国破逃亡或被迫软禁的任何情绪，不用道德理性来加工调味，完全信任“物”与“情”的自然直觉感应。《长恨歌》里没有哭天抢地的惨痛，也没有力竭声嘶的呼喊，白居易笔下的“悲”是温柔、含蓄、余韵悠长的“悲”。两人的生死别离之悲与美感相互融合，且相互制约，惨淡的悲与真实的美共同营造出悲哀美的抒情世界。悲哀与同情酿制出了独特的美感，诠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