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理论对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超越.docVIP

边疆理论对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超越 　　关于文化关系，现在流行的提法是“文化多元论”，安乐哲甚至认为倡导“文化多元论”是解决亨廷顿提出的“文化冲突”的出路[1]。多元论是对中西文化二元对立思路的超越。然而，多元论应该说更多是一种观念或态度，它并不是一种可操作运用的解决文化间平等互??关系的有效理论与方法。在人类学之后，最有效的方法是媒介学领域麦克卢汉的边疆（frontier）理论，只是它一直没有受到关注。 　　一 　　中西二元对立的思路，是将中西文化进行整体的、静态的比较。其实，中西不是两个静态、分割、独立的文化体，中西文化本身及其关系的复杂，远远不是二元对立的单一思路所能支撑的。 　　首先，从各自对对方定位的不对称，可以看出中西二元对立存在位差的复杂性。西方看待中国，存在欧洲中心论，研究界往往只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想象中具有“异国情调”的“他者”。[2]然而，中国看待西方，提出了“西学为用”，研究界不是将西方想象为“异国情调”的“他者”，而是高度认同而称之为“西洋文明”。对于中国，西方是作为参照，而不是作为想象。中西方彼此定位与认同上的差异，潜藏了西方与中国处于不同文明阶段的问题。中国主要是以一个落后的农业文明的面目出现，而西方则是以先进的工业文明的面目出现，此中存在有时间性的位差，对比中多少就已经包含了先进与落后的这样一种内在规定，包含了简单的价值论上的比较。 　　中西二元对立的思路，看似具有普遍性，而落实到各种具体层面，人们就会发现，它只能作为一个局部的思路与方法。因为中西社会与文化本身都是演变体，两者历史进程不同，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与观念文化各有不同阶段性的复杂性，特别还存在互相吸取与影响的融合，中西两种文化无法被视为静态的、整体的模式或类型，而二元对立的思路，就是将两者设定为静态的、整体的不同类型。 　　事实上，有时中西文化差异之大，甚至找不到联系，或者存在的是错位关系，它们之间的比较，就引发出一个概念，那就是“可比性”。所谓“可比性”，就是强调在具体范围、层次的合理有效对比，而没有实质联系的对比，则被视为不具有“可比性”。这就意味着，并不是西方与中国两个不同的地方的现象，都能够进行对比。一些没有实质联系的现象会被认为缺乏“可比性”。例如将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做比较，法国汉学家雷米?马修认为，是不具有可比性的。他说：“在我看来，在这一研究领域，把中西之间拿来比较似乎欠稳妥”；因为“在文化和宗教背景截然不同且毫无关联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并不适用。”[3]扩大观之，其实将农业文明阶段的中国文化形态与西方工业文明阶段的文化形态对比，也存在“可比性”不强的问题。 　　若将步入工业文明阶段的中国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阶段文化对比，如何？这又会出现第二个层次的复杂性，那就是文化互动与文化融合，已经瓦解了二元关系本身。如许倬云教授在《我者与他者》一书所说，“中国大陆与台湾，都早已卷入西潮，于是西方文化，已为今日中国人视为主流，‘他’已转化为‘我’，而中国文化本身，竟已遭摈弃。”[4]这给二元对立的“可比性”出了难题。两边的文化并非静态分割，而是互动的。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之前，中国远远领先于西方，西方吸取了大量中国的发明。李约瑟在其《文明的滴定》中就列举了中国的造纸与印刷术的西传，还有中国蒙古族将马镫都带到西方。当然更大的“融合”，则是中国近现代开始吸取西方工业文明。20世纪文化理论家们会将“融合”的文化，视为第三方的文化。 　　霍米?巴巴提出两种文化“混杂”形成“第三空间”，斯图亚特?霍尔认为，移民形成的是不同于原居住国文化与现居住国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等观点，已被广泛接受，成为共识。许倬云先生也证明，“一个领域的文化与另一个领域的文化相融合时，新的文化综合体，已不是原来任何一方的生活方式，而是另一种生活方式”[5]。这种观点都是同一立场，即认为融合的文化，成为瓦解掉二元关系本身的第三种文化。 　　对中西二元对立思路的第三个否定，来自文化的多维度以及文化的丛生状态，文化不是二元对立论的线性或单一分割的状况。文化不只是观念文化，还包含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等，观念文化往往是依附于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的。而二元对立思路，恰恰主要是观念性的文化，甚至对双方的观念文化首先有了预设与价值论的认定。制度之间显然并不是对立关系，西方也经历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形态，中国也有资本主义萌芽，还有改革开放对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吸取。而物质文化更不涉及价值论，技术本身的复制，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元对立更多发生在观念文化领域。当然语言在中西方的不同，是无可争议的客观现象，中国是象形的方块汉字，而西方是字母文字。然而观念文化方面，则很难说两者存在对立的客观性。因为所有认为中西对立的观点，都同时又受到了挑战。比如，对中国没有哲学的说法，在西方内部，就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