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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生态面面观：边缘化与风险机制 　　2016年IP依然沿袭之前的火热状态登陆各大媒体院线。《诛仙青云志》《仙剑五云之凡》《微微一笑很倾城》《老九门》《麻雀》等等，一众观众追捧的 IP改编一边由亚文化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当下主流影视剧；一边成为各大主流网络媒体、电影媒体收入的法宝。然而，好的点击量、收视率无法掩盖其质量上的危机，诸如情节拖沓、特效敷衍、台词不考究等问题成为了观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作为商品化的影视作品制片方 /导演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其他各个技术部门（包括编剧）处于相对弱势甚至绝对服从的地位。这就形成一种十分微妙的生态环境：一方面，影视作品如果故事精良、技术过硬、台词精确，那么这部作品的导演必然得到观众的赞扬，对于编剧观众却很少提及甚至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如果 IP影视出现台词严重不符合人物与时代属性、服化道严重缩水，那么这部作品将成为观众诟病编剧的重要依据。诚然，编剧确实承载着十分重要的作品表达任务，然而其中的潜规则已然成为行业内部的惯性法则。 编剧所处的生态环境呈现出边缘化与身份认证的危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矛盾、模糊的地位认同。众所周知编剧理应处于影视作品核心构建的地位，与导演、演员等重要职位齐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编剧的作品却得不到有效的重视，在签署的剧本合同中明确规定着导演抑或是演员等可以对剧本进行 “合理”修改。这种所谓的 “合理”化大都不会经过编剧的手笔抑或是采纳其意见，其结果可能造成剧本前后逻辑矛盾、台词不符合剧情人物、情节出现严重漏洞等问题。重要的剧本地位与模糊的实际地位成为编剧矛盾体的重要成因；其二，收入危机。编剧行业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初入行业的新人编剧从 3000元/集到 1万元 /集不等，而进入到中等编剧则会达到 2万元 /集到 8万元 /集，高级编剧达到 10万元 /集起，顶级编剧则至少 15万元 /集起。这就导致行业内部形成极为不均衡的收入差别；其三，编剧权益遭到严重危机。各种抄袭现象、拖欠尾款现象、甚至不支付稿费的现象横生。作为知识产权意识十分薄弱的中国法律，对于编剧案件的审理更是难上加难，编剧想要突破霸王条款进行自我权益的维护也是举步维艰；其四，编剧自身出现严重人才漏洞。由于编剧门槛低、盈利相对不错的原因，导致除了专业院校培养出的相对专业的编剧外，众多没经过专业训练抑或是自我训练、盲目编写剧本的所谓的编剧出现在市场之中，造成了编剧内部良莠不齐的行业状态。本文将从边缘化与身份危机入手，揭秘编剧行业内部的生态链，探究编剧行业的潜规则与生存危机。 一、边缘化：地位危机 导演、演员、编剧在影视作品生态链中应当处于良性的三足鼎立的局面，相互制衡又协作共生。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相对于导演、演员，编剧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薄弱，因而通常处于三个环节中最薄弱的部分，其结果直接导致编剧在影视生态链中的弱化甚至缺失，进而形成导演独大或者演员压制的局面。编剧得不到有效的地位保证也就无法保证其书写作品的完整性与统一性以及作品的作者权利。这就形成编剧与导演、编剧与演员的地位、权利之争。 （一）导演与编剧 我国《著作权法》第二章第二节著作权归属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 ”对于此条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编剧被界定为电影作品具有署名权的作者，也就是与电影导演之间属于合作作者的关系。虽然对作品享有一个整体的署名权，也可以通过此来获得相应的报偿，但是这条规定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读解，即对于导演、编剧或者演员等创作者自我创作的部分，其可以进行著作权的使用。换句话说，电影作品与原作品 /编剧作品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没有提及，也就无法保证原小说作者 /编剧的真正权益。从创作的维度出发，编剧实际拥有极强的独立创作性（编剧团队创作也可以称之为一个独立的创作），对于影视作品内容的贡献理应大于导演大于演员。但是受到渗透至今的 “作者论”的影响，在影视创作中常常有意识的向导演中心、编导合一的生态模式靠拢，这也就出现了 2008年编剧向国家广电总局提出电影作者署名权的著名事件。通过编剧工作者的努力争取，我们现在看到的影视作品中用“某某某导演作品 ”替代了“某某某作品 ”（除特殊的编导合一的影视作品外）。无论是从学院派的“作者论”抑或是法律层面的《著作权法》，编剧与导演的原创作之争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演员与编剧 由于演员收入、地位的不断上升导致其话语权与日俱增，演员红过编剧基本毋庸置疑。近些年来作为有极强控制力的导演也无法招架，这就导致演员压倒式的控制剧本――在拒绝与导演、编剧达成有效共识的前提下擅自修改台词、剧情。无法经过有效的剧本沟通也就无法成功的实现演员的“二度创作”，一味强调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