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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新生”：机遇来了，挑战仍在 　　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功能疏解、副中心建设，以及国家加强传统历史文化弘扬的宏观背景，使得旧城的整体性保护迎来全新机遇。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在旧城。”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对《?t望东方周刊》说。 　　62.5平方公里的北京旧城占市域总面积不到千分之四，却分布了占总量30%以上的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包括42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61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多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院落和体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的胡同片区、近现代建筑。 　　然而，根据2010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向北京市政协所作的《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情况汇报》，旧城风貌“整体环境持续恶化”、胡同数量减少却是事实。 　　2017年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上，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功能疏解、副中心建设，以及国家加强传统历史文化弘扬的宏观背景，使得旧城的整体性保护迎来全新机遇。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如今可以说正面临‘新生’的开始。”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对《?t望东方周刊》说。 　　旧城卸下负荷 　　2017年3月23日，北京市地安门东大街清太医院旧址南门附近，临街店面开始整改。附近居民张军（化名）和街坊们静静围观。镐撬起落之间，张军不由得想起过去50年中旧城里的拆与建。 　　虽然张军明白，如今的整改以排危和重塑老北京传统风貌为目的，但“就是对大拆大建的记忆太深刻。”他对本刊记者感叹。 　　这段记忆背后，是针对北京旧城的三次大拆改。 　　第一次拆改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60年代。在否定“梁陈方案”后，北京参考莫斯科模式，确立以旧城为中心发展新首都。一方面，旧城城墙被拆除，另一方面，在一批公房、王府和保存最好的四合院内，安插了各级行政办公机构。而伴随各种机构发展规模的扩大，旧建筑被拆除，导致一些历史建筑面目全非。 　　除城墙拆除外，这些拆改限于财力水平，对旧城整体风貌的破坏规模尚小。而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第二次拆改，随着房地产业的引入、城市人口的增加，旧城内建设量大增，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空间被完全重建，建筑高度失控，让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次拆改是21世纪初的危旧房改造。这一阶段，出现“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的现象，如菜市口大吉片地区大量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名录的会馆、名人故居遭到拆除，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故居均被“异地迁建”。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所长冯斐菲说，过去几年历史街区在旧房修缮时出现“拆了重建”的粗暴现象，“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待的心思，再修几年，估计就全重建一遍了”。 　　与此同时，房地产建设仍持续破坏旧城整体，胡同数量急剧减少，目前只剩400多条。“最大的失误就是改革开放后对旧城真正的、永久的破坏。房地产商要赚钱，要盖楼，成片破坏远大于建国初期，我想历史也不会原谅。”孔繁峙说。 　　孔繁峙认为，矛盾根源在于过去首都功能和古都功能之间的矛盾：首都要建设，其面貌要展示现代化发展；古都要保护，其面貌要展示传统文化。 　　在张军所在街区展开街面整治当天，北京市召开文物工作会议，不少参会人员都提到通州副中心建设、北京市属行政机构从中心城外迁、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为北京旧城保护提供的巨大机遇。 　　舒小峰对本刊记者表示，副中心建设是北京疏解非核心功能的重大举措，北京加快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其中首要工作内容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也意味着旧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部分，卸下了许多不应承担的城市功能和负荷”。 　　孔繁峙认为，随着旧城内一些机构的外迁和人口疏解，要明确旧城的首要功能是“传承”，展示历史文化的独特风貌：“现在有很多声音说迎来了‘梁陈方案’的再现，要作为一个完整的古都保留下来，现在已经可以做很多工作了。” 　　?摹罢?体保护”到“全面保护” 　　“如果连城的形状都没有了，剩下的都是点状的或者是片状的，布满现代化城市里盆景式的地产，那么名城的整体在哪里呢？”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许伟对《?t望东方周刊》说。 　　根据2004年北京市测绘院统计，仅1990年至2003年间，北京共拆除胡同639条，是前40 年的3.1倍。另据清华大学统计数字显示，北京旧城传统风貌区面积仅占旧城面积的19.82%。 　　“保护区之外的胡同、四合院都可以拆除”，在此种认识的驱使下，大拆大建在保护区之外持续上演，导致旧城整体风貌被破坏，保护工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停止大拆大建”，2005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曾作此规定，提出“坚持对旧城整体保护”，扩大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在近日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年）》草案中，依然坚持整体保护旧城的要求。 　　扩大保护范围，将有利于保护北京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