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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坚守的文学表达 　　摘 要： 李雁《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抓住乌托邦想象这条主线，借助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叙事学研究等理论，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阅读的方法，对新时期小说进行重新观照和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这些小说的重新解读与文学史，其背后流露出作者对乌托邦理想的执著坚守与热切期待。 　　关键词： 乌托邦 新时期小说研究 理想 　　古今中外，人们对于理想的向往与追求从未止步。正是它的存在，才有了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西方，把这种对理想和未来的向往与追求命名为“乌托邦”，进而赋予其形而上的哲学意味；与之相对应，以感性思维见长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进行学理上的爬梳与演绎，但中国文学不乏对乌托邦精神的追求与书写。李雁博士选择新时期小说作为样本，对其中体现出来的乌托邦想象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梳理，既可以视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次视角转换与理论重构，又是对乌托邦精神中国化、文学化的一次接轨与论证。她的努力体现在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中。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对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的论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独特的、视角选择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及纵向的历史梳理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下面将分别加以论述。 　　一 　　相比于其他艺术类型，文学无论是在思想内蕴上还是在审美特征上都具有极大的可阐释空间，或者经典性的作品都有着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正是因为如此，从微观层面，评论者对同一作家、同一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从宏观层面，文学史观的建构与文学史的书写同样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这就不难理解，新时期小说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到“先锋小说”等的命名，尽管成为诸多文学史惯用的称谓，但这些概念最多只能概括该类小说的某一或几个方面的特征，要么是主题层面，要么是审美层面，抑或是作者层面。这种命名的方便与简洁，同时遮蔽了文本自身包含的丰富内涵与艺术特征。文学研究的突围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寻求对简单命名的去蔽过程，把文本具有的其他内蕴及艺术魅力展示给读者。李雁正是抓住乌托邦想象这条主线，借助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叙事学研究等理论，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阅读方法，对新时期小说进行重新观照和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这些小说的重新解读与文学史界定。 　　从整体上，她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较为浓厚，九十年代之后，由于社会转型，导致乌托邦精神的式微，乃至反乌托邦倾向逐渐明晰。就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而言，这种概括是有着极强的合理性的。当然，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文学创作更为复杂，高张乌托邦精神大旗的作品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只不过从主流地位流落到了边缘，或者说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由于作者关注的作品的范围局限，因此这一现象在论著中涉及较少。 　　根据小说文本表现乌托邦精神的方式和侧重点，作者把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分为五大类型，分别是政治乌托邦小说、乡土乌托邦小说、爱情乌托邦小说、语言乌托邦小说和宗教乌托邦小说。当然，这种分类更多地侧重于主题学的角度，把语言乌托邦与其他四类相并列，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是，对于这些小说的重新归类与命名的努力，显示出作者以新的研究理论――乌托邦――对新时期小说创作予以再认识和再评价的积极尝试。这种尝试，对于新时期小说及文学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例如，作者敏锐地发现了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复杂形态：一方面，“借助于十年梦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热情消退，知识分子开始了全面反思，由意识形态所构造的完美的政治社会显露出内在的裂隙，知识分子的理性复苏，乌托邦的否定精神复苏，被掩盖的历史真实发出声音，社会主义时期的苦难经验开始浮凸于文学话语符号中”。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思维仍潜在地影响着新时期的作家，它部分颠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的某些精神，又有意无意地延续了其中的一些因素，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理想主义。在控诉‘极左’政治思想的同时，仍然寻找另一种美好的政治力量，在控诉政治苦难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对党、国家、人民的信赖，保留着对历史正义的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显示出政治乌托邦的倾向”[1]。这种概括对新时期初期的作家创作心态及文学表达是极为准确的。这些作家对于苦难的描摹并不是其创作的终极追求，而是借助苦难反思历史、反思政治；反思历史与政治的潜在意识，就是对新的理想型的政治形态与制度的想象与呼唤。这种表达方式在否定性思维极为突出的鲁迅先生那里同样如此：“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