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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效率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旅游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关研究资料显示，2015年中国接待国内外旅客人数超过41亿人，旅游总收入突破4万亿元，比2014年分别增加了10%和12%。随着旅游产业技术范式的转变、互联网技术的渗透，在整合和迭代创新的运营过程中，旅游产业市场开放包容度增强，外部竞合环境改善，其产业效率也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因此，研究旅游产业的效率（产出/投入），对推动新常态下旅游经济的发展，保持产业的可持续延伸，具有前瞻性意义和社会价值。 　　一、研究概况 　　旅游产业效率是指一个地区在运用一定的成本之后所能获得经济效益，其反映了旅游经济活动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比率关系，它主要由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决定。近十年来，旅游产业效率相关研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学术界出现一批研究旅游产业效率的文献。本文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为检索对象，以“旅游产业效率”和“旅游效率”为主题词，采用精确匹配方式，共检索到学术期刊文献109篇，硕博学位论文31篇，相关文献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图1）。 　　 　　对以上文献进行归类分析发现，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涉及区域旅游、宏观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经济、贸易经济、国家行政管理、环境科学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经济理论等领域。 　　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二次追踪搜索、资料信息整理和遴选，从研究对象、影响因素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旅游效率相关研究展开评述。 　　二、研究对象 　　（一）空间地域 　　目前，国内关于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区（带）、省际、城际和县际等区域层面进行展开。 　　1.经济区（带） 　　 　　一些学者从经济区（带）的宏观角度对旅游效率进行研究，长三角和沿海地区是常见的研究对象。例如，王坤和黄震方等（2013）运用修正DEA模型和ESDA-GIS空间计量模型对2004-2010年长三角旅游的旅游效率空间特征及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长三角的旅游总效率呈提升态势，总效率和纯技术热点区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圈层空间结构，冷点区向赣南和赣北集聚，而规模效率则相反;刘佳和陆菊等（2015）分析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激励，并分析其时序变化和空间差异，指出推动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提升城市化水平是提高旅游产业效率的重要途径;曹芳东和黄震方等（2014）运用Deap 2.0测度方法，发现我国北部、东部及西南地区综合效率值较高;李忠斌和肖博华（2016）通过构建“一带一路”18省区文化旅游产业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测算其产业发展效率，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省区文化旅游产业综合效率不高的原因源于技术效率低下。 　　2.省际区域 　　从省际的层面对旅游效率进行研究也是常见的角度。例如，李仲广和宋慧林（2008）将省域旅游经济空间关联模式进行分类，并提出相应发展策略;方叶林（2014）综合运用修正的DEA模型、ESDA和路径分析等技术，对省际旅游业效率进行测度与分析，发现我国旅游效率演化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效应和空间集聚效应，并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和空间错位性。 　　3.城际和县际区域 　　由于某省份所辖城市（或某城市所辖县区）的旅游效率评价指标数据统计口径相对一致，其效率值结果更为可靠，因此，部分学者对这些城市或县区的旅游效率进行了研究。例如，梁明珠和易婷婷（2012）分析了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的差异，并根据旅游效率的演化模式，将城市划分为草根型、新秀型、明星型和贵族型;赵雪雁、侯成成和李建豹等（2011）通过综合因子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甘肃省的县际旅游效率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提出通过增加投入和调整产业结构来减少区域经济差异。 　　可见，从空间地域的角度来看，国内关于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区（带）、省际、城际和县际等区域层面进行展开，尤其是经济发达的省份、城市以及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区都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二）行业领域 　　从行业领域的角度分析，旅游效率的相关研究涉及政府、酒店、旅行社、旅游景区和旅游交通等。 　　1.政府主管部门 　　一些学者基于政府职能的角度对旅游主管部门的行为效率进行了研究。例如，陈先运（2004）对旅游主管部门的干预行为进行分析，阐述政府职能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并提出要通过解决产业外部性问题来维护产业公平与稳定，促进旅游经济增长;陈章喜和区楚东（2009）通过DEA方法，说明澳门赌权开放提高了博彩旅游业的经济效率，减少了资源浪费，提高了产能，但人才结构和社会化问题不容忽视;牛兰兰和张娜娜（2016）运用DEA评价法，对我国26个省级政府官方微博的运营效率进行测评，并提出改进建议。 　　2.酒店 　　作为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之一，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