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论文法治概念论文：亚里士多德“法治”概念之“谬误”.doc

亚里士多德论文法治概念论文：亚里士多德“法治”概念之“谬误” 摘要：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概念无疑是经典的并且是影响深远的，但其对于现代法治的正向影响并不是建立在对亚氏法治概念内涵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而是建基于现代人对亚氏法治概念的“误解”之上，因为亚氏法治概念本身是在具有法治表象的语词掩盖之下的“德治”。作为对法学理论概念和命题的知识追求，我们必须保持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内在统一，才有可能将一切本质上有害于法治的思想遗产拒之于外。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法治概念；谬误；德治 对于处在法治进程中的中国及中国学术而言，法治的概念与思想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不过，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概念却似乎是一个例外。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这样阐释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只要翻开任何一本法理学的教材，甚或大多数论及法治的论文，我们都能发现对亚里士多德法治概念的广泛引用。通过深入到亚里士多德法治概念的社会历史背景、内在意涵和外在关系的分析中去，我们会发现实则大谬不然。 一、背景分析：古希腊不具备产生法治的条件 法治作为一种制度理念和治理实践，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它的源头和某些构成要素可以追溯到整个西方文明的创始阶段，包括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政治、哲学学说和制度实践，但是作为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法治则是一个完全现代的事物。从认识论的观念讲，一切理论思维的构造都只能是对客观现实的抽象和组装，如果不存在一种特定的客观社会事实，则关于这种社会事实的概念和理论就是不可能的。同样，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概念和理论构造也只能是对他那个时代的相应制度实践的理论抽象和理论阐释，而不可能有本质性的超越。如此推论，则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概念必然受制于当时的政治观念和制度实践，他所谓的法治也因此和现代法治具有明显的区分： 其一，古代希腊没有产生近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观念，从而使得其政治理念基础与现代法治根本不同。在古希腊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个人自由权利观，对于希腊城邦的公民来讲，“城邦是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只是组成城邦的一份子。城邦利益高于一切，个体必须从属于整体，因为个人的一切，包括肉体生命和死后的魂灵，都系于城邦，离开城邦，个人将一钱不值”。城邦公民既不是自己财产的主人，也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又不是自己言语和情感的主人，更不是自己的意识的主人，那么这种公民就只能处于被奴役状态而作为其他事物的工具存在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个人是城邦的工具”。自由观念的最初萌芽，直到希腊化时期才得以产生。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理论引申而出的主体的个体性、自在性和独立性，正是对希腊城邦之下公民的异在状态的理论克服，这才是西方自由思想的最初萌芽，至于它的普遍化和制度成果，则只能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事情了。从以上论述可见，在亚里士多德及其以前的整个希腊城邦时代，尚无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观念，更遑论基于这种理念的法治实践了。 其二，古代希腊没有产生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观念，从而使得其政治合法性基础与现代法治根本不同。民主一词最初产生于古代希腊城邦的政治实践，而雅典又是古希腊时民主的光辉典范。但我们必须指出，雅典的民主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而只能是一种脱胎于初民社会部落民主意义上的较原始的直接民主，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这种形式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完全能够脱离其基础而独立存在，因此也必然蕴含着摧毁其基础的危险。由于雅典民主并不是以人民的主权权利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公民与城邦的一体化基础之上，这就使得雅典的民主对于公民而言首先不是一种政治权利，而是一种沉重的义务和负担。雅典的民主过于注重外在的繁琐形式，而缺乏近现代民主的根基和制度机制，因此必然是不科学的和不能持久的。 我们知道，现代法治是一个复杂的观念和制度系统，法治与自由、权利和民主密切相关，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从起源上看，法治和自由具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主体要捍卫天赋自由权利、抗拒外来的干预，就必须以法律为武器为自由和权利提供保障，可以说法治正是因自由而生；在宪法产生以后，以根本大法作为权利保障之规范依据的制度形态则是宪政，宪政和法治是内在相通的，而民主和法治则有着更为复杂的联系。法治可以脱离民主而单独存在，但没有民主做基础的法治却有着天然的缺陷，它无法保证制定出来的法律符合人民的意志，它也不能借助于民主的形式使政治统治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同样，民主也能够脱离法治而存在，但没有法律规制的民主，很容易沦落为“暴民政治”。由此可见，真正的法治和真正的民主是互为基础、互为前提的。而现代法治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它充分吸收了民主并与民主融为一体，从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