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化在中国背景下的融合.doc

论德国文化在中国背景下的融合 德国，一个老牌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一个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多次创造经济奇迹的伟大国家，二次大战后整个欧洲几乎到处是废墟，本富庶的西欧也不例外。德国作为二战的发动者之一，遭到了盟军猛烈的炮火，更是满目疮痍.绝大部分壮年男性死于战争或为战俘，使其国内劳动力极其缺乏。尽管如此德国人却在这个废墟上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德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第二大出口国，其人均GDP逾2.7万欧元。德国农业产值不足1%，服务业比重近2/3，是一个产业结构高度发达的服务社会，其工业以机器制造、汽车、电子和化工行业领衔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对比。当年日本政府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少数模范工厂外，基本不搞国营企业。它很快卖掉模范工厂后，基本再不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唯一没有放弃的是天皇实权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但是这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终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德国人的严谨、细致是出了名的，所以德国可以造出非常精良的工业设备，比如汽车发动机机床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德国人比较固执、坚守原则，这也让他们在快速变化的经营环境中显得有点慢，跟不上节拍严谨原本无可厚非，但在手机这个行业，灵活性似乎尤为重要。尤其在中国市场，不止一家调查公司发布过这样的报告：中国消费者换手机的频率已经上升为每7个月更换一次。但西门子的文化显然跟不上这个脚步并购西门子手机部门，明基不仅未花一毛钱，还得到西门子奉送的2.5亿欧元嫁妆一年后，明基宣布不堪6亿欧元的亏损巨负放弃西门子手机明基的后台掌控者、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承认，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击，成为导致明基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失败的主要因素。明基在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时，关注财务、技术、市场等方面，但忽略了双方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和其可能要求企业付出的巨大整合成本西门子是一个系统型公司，基础产业的东西不允许有一个错误，规定好的事情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而明基所处的消费电子产业允许产品放到市场上“试错”，在探索中慢慢完善。手机产品更新换代速度之快让制造商心惊，西门子的表现无异于老牛拉破车，因此而导致的交货期拖延成了亏损的主因就民族性来看，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做事积极有弹性，往往看了大方向后，先做再说；欧洲人则非常尊重人性，花很多时间在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决策时，即使有一小部分的人有不同意见，也要尽量达成共识，以求执行时的一致性。更何况明基面对的是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击是导致失败的另一关键因素?另外近年来，不少国内商用车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却没有产生“1＋1＞2”的效果。沃尔沃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合资生产的重卡，前半年销售量仅100多辆；而东风与日产合作的重卡，每年四五百辆的销售业绩也不足称道。业界认为，中西文化融合是中外双方车企合资成功的关键。一汽集团曾经希望和德国奔驰合资生产商用车，最初一汽积极性很高，希望与奔驰共推三个品牌：一个是一汽的“解放”老品牌，一个是“混血”品牌，一个是“奔驰”品牌。但随后双方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一汽希望借奔驰的力量压倒东风和福田等强劲对手，奔驰则希望借一汽巩固自己的品牌，即有奔驰就没有一汽；一汽希望利用老厂房建合资企业，奔驰则希望在新的绿地上另起炉灶。徐兴尧说：“我们希望奔驰帮我们战胜对手，奔驰却想先把我们吃掉。我们不能干，合资最后化为了泡影。”中国人和日本人沟通起来比较容易，但和欧美人沟通较难，尤其是德国人，往往认死理，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不让步。在过去的十几年上百年，中国一直在学，如果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学习的民族，这肯定是错误的，从鸦片战争之后，从中国的清朝末年，中国就一直在学，但是学了一百多年两百年，真正使得中国能够起飞改革开放，不是我们过去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我们仍然是中国人，中国现在企业家、商业人士对于西方的管理理念一点儿不陌生，十年前我们坐飞机去机场，你看到卖的最多的可能是吃的，喝的，今天大家在任何一个机场，看到卖的最多的是什么？管理书籍，管理理论的期刊，任何一本书在西方流行用不了三个月一定在中国流行，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中国一点儿不落后，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其实这个学习不是单纯的学，我体会融合，文化本身来讲它没有什么先进和落后之分别，我们向西方学习也不是因为西方的文化先进，中国的文化落后，融合，融合的过程中就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