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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宗教性的总结与反思 【摘 要】儒学是否为宗教，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清朝末年，康有为就率先提出儒学宗教论观点，但是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学界名流纷纷撰写文章予以批驳。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产生，第一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力辩儒学不是宗教，第二代人物唐君毅、牟宗三等基于与西方文化抗衡与护持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结，开始以新的视域认识、掘发、诠解儒家、儒学中所蕴含的宗教精神。第三代人物杜维明、刘述先等，对神性与人性、道德精神与宗教精神、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内在超越与纯粹超越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本文将从近代以来学者的思考中反思与总结儒学是否为宗教的看法。 【关键词】儒家；宗教；康有为；新文化运动；新儒家 儒学是“学”，还是“教”？倘若是“教”，那么，它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儒学是否为宗教，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虽然每一次争论都未能取得一致看法，但是继续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儒学的本质及其功能很有意义。早在19世纪末，中国学术思想界就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证，而一直到现在的新儒家，也没有人得出一个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结论。 清朝末年，康有为就率先提出儒学宗教论观点。1898年，康有为就在其名噪一时的《孔子改制考》一书中，就儒教的产生、发展，以及儒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用今文经学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在书中不断出现“儒教为孔子所创”、“孔子创儒教改制”、“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鲁国全从儒教”、“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间尤胜”、“武帝后儒教一统”等字眼，把“述而不作”的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素王”，把儒学创始人孔子奉为“万世教主”，把儒学改造为“儒教”，把儒学发展史描述为与欧洲基督教的发展相类似的儒教史。从而不仅说明儒学是宗教，孔子是儒教的教主，而且也说明儒教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全民信仰的“正宗大教”。至此，中国近代史上开始掀起了一场颇具影响的儒学宗教化、国教化运动。 1898，康有为在《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写道，孔子是儒教的创始人，是“文明世之教主”、“改制之教主” 。1903，他又在《中庸注》中提到：“孔子即改制创教，弟子传道遍天下，或为卿相而立法，或为友教士大夫而变俗。”即，儒教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广泛教徒的宗教。然而，康有为出此言论另有目的，他是为了证明孔子亦是一位“维新派”，从而得以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金字招牌，为自己的变法改革寻找根据。不久，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首先什么是宗教？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说言简意赅地指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信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魂灵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窒人思想自由”，孔子之教 “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道，孔教所以特异于群教者在是”也就是，尽管宗教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但它们在“迷信信仰”是一样的，使人愚昧“非使人进步”，而儒家教人以“伦理道德”，从而断言“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在梁启超的另一篇《从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中，他认为“孔子始终未尝自言为非人，未尝以神通力结信于其徒”。 与此同时，康有为的另一弟子陈焕章接连发表文章，在《论孔教是一宗教》一文中据理力争地阐述道：“孔教之为宗教也，数千年于兹矣”。 在《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中，陈焕章继续强调：“孔教者，中国之灵魂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6）并联合严复、夏曾佑等人以孔教会的名义，向参、众两院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 在儒学宗教论及立孔教为国教的声浪中，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学界名流纷纷撰写文章予以批驳。在《新青年》3卷8号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孔子非宗教家，……而所言者，皆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之范围。”“自狭义宗教言之，必有神秘思想，而孔子又无之”这篇《致许崇请信》，便出自蔡元培的笔下。章太炎也在《国学概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孔子很重视祭祀等事，但“‘祭神如神在’的‘如’字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没有神的。”孔子的功绩在于“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以文尊孔子。“犹匠师之奉鲁班，缝人之奉轩辕，胥史之奉萧何，各尊其师”；在《驳建立孔教议》一文中，章太炎说，若说孔子为教主，“是则轩辕、鲁班、萧何亦居然各为教主矣”。至于陈独秀，他则坚决反对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他指出，由于孔子生活在一个古代宗教思想未衰的时代，所以有时他也“言天言鬼”，但那不过是“假借古说，以隆人治”。在《答俞颂华》中，陈独秀阐明了自己对于“孔教”二字的看法。他认为，这无非就是“借古说以伸己意”，并非“宗教家所谓有命令的、拟人格的主宰之神”，即如他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所言一样，“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