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段“海安情”.docVIP

难忘那段“海安情” 　　我俩捧着“光荣离休”的大红证书，相拥北国风光，凝神远眺大江南北，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苏中海安的“漂浮人生”往事，不禁油然浮现在眼前。 　　在中国大地上政治风云变幻的1958年，我俩因“地球人都知道”的原因，从南京一所高校被发配到江北农村接受“改造”。我俩被指派到“靠江靠海靠上海”的海安，听候组织“处置”。 　　怀着前途渺茫的忐忑心情，我俩被县里指派到里下河水乡的南莫公社，马不停蹄赶乘小轮船，迈开脚头，夜里8点多钟摸黑才赶到公社报到。公社党委书记、社长停下手头工作，赶来接待我们，陪我们吃了热乎乎的手擀面?l，随后，腾出了宿舍让我俩休息。这让“戴帽”之身的我俩漂泊的心头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流”，唯以“感谢政府”“谢谢领导”的谢辞致意。 　　第二天早上，公社上班时间未到，高桥大队书记赶来，脚上沾满泥浆，一见面，就热情握着我俩的手：“欢迎，欢迎！”接着简要讲述，“你们是我们公社书记、社长点名向县里要来的秀才夫妇！”这样久违的“友善迎迓”真让我们心头一阵阵发热！ 　　他带着我们把行李装上农用车，陪着我俩赶路，一路又说又笑：“你俩是我见到的第一对秀才夫妇。我们这里太缺知识才子了！”后来，我们才晓得，这里要扩建公社农校。公社书记、社长双双到县里看档案，“点招”我们夫妇来“劳动改造”！真是“厄运连连遇贵人，否极泰来显曙光”。“戴帽”之人在那时的茫茫人海间能在海安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是任何人所想象不出来的。当然，那时的艰苦也是现在年轻一代想象不出来的。 　　我俩随支书来到农校，6间土砌的瓦倒檐茅屋，10多排水泥闸板堆积的课桌凳，门口一片空荡荡的泥地操场。在这样的茅草屋里，我俩“兼职”教学，上课、办公、住宿、自烧饭吃。支书为了关照我俩，争取公社的支持，让时年16岁高中毕业的严德本（笔者）这个“愣头青”协管教务事宜，并对我俩这对兼职“戴帽”教师夫妇“监督”改造，每月要经“愣头青”向上级汇报改造表现。 　　第二天上课时，只有26个学生，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16岁，大多数没读完小学。 　　我们两个“兼职”教师与监管人“愣头青”对门住在土屋里。早上一见面，我们做自我介绍，男的姓钟，女的是我爱人姓华。一番介绍，让“愣头青”感到不好意思：“我“奉命”而来，你们初来乍到，上级叫你们半天劳动，半天上课。我看，你俩的劳动就由我顶班，放心全天候办学。” 　　看到初次见面的“愣头青”这样坦诚爽快，我们虽然“戴着帽子”，但仍然诚心诚意地投身办好农校的大事业中去。 　　“愣头青”说动员学生上学很艰难。我认真地说，动员学生，帮助学生解决困难，有一个争取一个。在全施教区动员，工作要细要耐心，教学上要因材施教。 　　我热情地打气：“你这个年轻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有追求的人，我们就叫你‘小文青’。你放手干就好，这所农校就有希望了。这里缺教师，孩子真可怜。他们多么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教师呀！” 　　似乎是真情投入，我讲起来没完没了，老华赶忙阻止我，不让我“乱说”。她笑着对笔者这个“小文青”说：“严教师，我们初次见面，别听他乱说。有些话你听了不要当真就是了。” 　　“小文青”因为知晓支书的“私密交底”，了解我们夫妇“底细”：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都是北师大学生，东北人，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高校任领导工作。因大鸣大放中，大声疾呼中国农村太穷了，农民贫困已到头了。我们的教育失败了。我们的教育不能这样下去。我们国家也不会老“一穷二白”下去！就被戴上“嫌疑右派”帽子，赶到农村接受现实改造。 　　“小文青”生活在农村最底层，切身感到农村太穷了，连连宽慰我们：“你们放心，我心里明白着哩，有些话说了就算了，学校工作请你们出主意，因为我确实什么都不懂，你们不要见外。” 　　我们对“小文青”的见面表示很满意，连称“小文青”是个有“头脑”的年轻人。 　　当天， 我俩就邀请“小文青”一起“搭伙”，一起安排搁床、灯油杂事。 　　老实说，没有“小文青”，我俩真是要急得手足无措。两个知识分子在高校吃惯了食堂，哪里会自炊？何况缺这缺那，白手起家，谈何容易。拿搁床来说，要用泥土砖块叠起来，铺竹篾床板，挂帐子，真费事。“小文青”很熟练地为我俩解决了这一切，甚至连便盆都替我俩借来了。我俩总算“安营扎寨”了。 　　第二天起，我们3人走大渠，赶小道，按户口簿对号入座动员学生上学。那时候，农民对老师登门动员，真是感激涕零，可是让孩子上学，却又是唉声叹气，原因是交不起学费。我们说可以免交，家长叹着气说，没人割草，猪羊怎么办？没人挑野菜吃不饱，冬天没棉衣裤，怎能上学校？他们讲讲就哭，我们听着也伤感。 　　整整动员了三天，我们两个“大青年”人也跑得筋疲力竭了。可是为了孩子能上学有出息，我便给爱人和“小文青”作鼓励，与农民交谈要知冷知热，不要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