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整理本《礼记正义》文献校勘平议——以《中庸》为例上海古籍整理本《礼记正义》文献校勘平议——以《中庸》为例.pdf

上海古籍整理本《禮記正義》文獻校勘平議——以《中庸》爲例    二〇〇八年新整理本《禮記正義》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整理者爲呂友仁先生，網羅 眾本，精施句讀，可謂《禮記正義》整理之集大成者。然而，筆者在閱讀過程中，發現此本 在底本的選擇、參校本的收羅、校勘成果的使用以及文獻對勘工作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問題， 茲結合《中庸》部分文字，不煩以辭、逐一羅列，冀有助於讀此書者。    一 整理底本選擇不當  據《校點前言》五《校勘所用底本  參校本及前人成果》，“此次點校，以中國書店一九八 ① 五年出版的景宋紹熙本《禮記正義》爲底本。” 此說與實際情況不符，真正影印潘氏所藏南 宋越刊八行本者，爲《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所收之《禮記正義》，中國書店所重印者，實非 宋本，乃董康於民國丁卯年據潘明訓寶禮堂藏宋刊本影刻重雕之本。據今人研究，“影刻本 ② 有八十年代中國書店重印本，流傳甚廣。影刻本有失誤，亦有校改，已非潘本原貌。” 此說 可以實例證之，整理本《中庸》“至誠之道”條，孔《疏》有云：“時三川皆震，爲周之惡瑞” （頁二〇二六），“三川”，影刻本同，而再造影宋本作“二川”，則潘本本作“二川”，董康 影刻時改“二”爲“三”，此即所謂“校改”者，將已失原貌的重印影刻者視爲影印原本， 且作爲底本，顯爲不當。再造影宋本於二〇〇三出版，新整理本於二〇〇八年出版，縱使整 理者校勘伊始時使用的是重印影刻本，後來既然有再造影宋本出版，理當抽換底本、重新細 校，方符精益求精之旨。不僅如此，此潘氏所藏宋本實際上八行本之後印本，日本足利學校 亦藏有一部宋刊八行本，印製時間較早，補版少，且所存文字優於潘氏本③ 。足利本之國內 影印本直至二〇一四年方出版，整理者自然無緣得見，但是山井鼎撰、物觀補遺《七經孟子 考文補遺》《禮記注疏》所引“宋板”所據正是足利學校所藏八行本《禮記正義》，且日本學 者常盤井賢十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在《東方學報》發表《宋紹熙板禮記正義略說——比較足利 本與潘氏本》，已經對此有充分說明，稍後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又於一九三七年出 版了常盤井賢十撰寫的《宋本禮記疏校記》，據足利本、影潘本以校阮本，而整理者不僅於 《校點前言》無一字提及足利本，且於《考文》所引宋板一派茫昧，居然認為“此八行本、 惠棟校宋本與《考文》所引宋板，三者本是一書”④ ，所識既謬，更遑論據《考文》所引以 補底本之闕矣。  因八行本本無《釋文》，新整理本《校點前言》遂云“決定以清嘉慶十一年張敦仁影刻之 ⑤ 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本《釋文》（簡稱撫本）爲底本”，然據顧千里自述：“抱冲續又收 得單行《釋文》兩種，一《禮記》，一《左傳》，亦皆南宋槧本，《禮記釋文》即此也……余 於是始定《禮記》之即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也。其《禮記》以嘉慶丙寅歲，陽城張太守古 餘先生見屬刊行。是時抱冲已沒，遺孤尚幼，《釋文》一時檢之弗獲，聊用通志堂所翻單本 ⑥ 附於後” ，則張敦仁所刻之《釋文》乃據通志堂刊單行本《經典釋文》之《禮記音義》，所 謂“影刻本”是整理者想當然之語，可謂大謬不然也，實際上真正的撫州本《釋文》收錄於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並於二〇〇六年影印出版，整理者理應抽換底本，據影宋本以配之。 然而，無論是真正的撫州本《釋文》，還是通志堂本《釋文》，其出字方式相同，皆出兩字或                                                                ①  《禮記正義·校點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頁八。  ②  《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編後記》三“潘氏寶禮堂舊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 頁一七〇七至一七〇八。  ③ 參看 《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編後記》五“八行本之修補與文本變化”，頁一七一四至一七一五。 又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五章“越州刻八行注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頁三 〇九。  ④  《禮記正義·校點前言》，頁一三。  ⑤  《禮記正義·校點前言》，頁一一。  ⑥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