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一个企业化的社区组织：华西村 学术资料-市场经济管理.docVIP

解析一个企业化的社区组织：华西村 解析一个企业化的社区组织：华西村 【作 者】石磊 【作者简介】石磊，复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7 石磊，1960年生，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有的人勤劳而又偏好于节俭，成为基本积累主体；有的人懒惰而又偏好于消费，沦为赤贫。于是便有了资本雇佣劳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经这样告诉我们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起源。本文要分析的却是另一种不合常规的情形：一个勤劳而又节俭的群众，共同作为集体财产的积累主体，没有上述意义上的资本雇佣劳动，在已经完全实现了产品市场经济组织。这里允许存在私有制，然而在稳定高效的公共财产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面前，私有制却自惭形秽，难以立足；这里是传统村落；这里在发展地地道道的市场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要素的边际效率，鼓励竞争，却矢志不渝地信奉集体主义理念；这里的村民崇敬乃至崇拜作为主要创业者的村官，免不了流露出某种不甚明朗的宗法社会所具有的人治色彩，然而，它的管理信息的传输与反馈，决策程序中的参与、协调、修正和执行，所传达的却是明朗的民主气息。 这就是华西。 华西的制度结构和运行方式，让很多习惯按西方常规来理解市场经济、理解法治与人治的学者们看不懂。看不懂是正常的，让每一个人带着既成的观念一看就懂，它就不再是华西了。中国有很多事都不是轻易可以渗透的，于是便需要解析。我并不期望这种学理性的解析（尤其是对它的民主决策制度的分析）能够提供任何带有异向性的制度信息。我的兴趣主要限于对问题本身的研究。 　　　　一、生产结构决定组织形式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产权结构和管理体制迅速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包干成为农村的主要生产方式。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制度变迁，导源于三个主要因素：其一，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可以分解为最小规模的生产单元，因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足以替代农业机构，而后者只有在规模农业中才具有比较成本优势；其二，没有产权约束和利益激励的集体组织，在大多数地区已经不能发挥一个有效的组织所具有的计划、指挥、协调和控制功能，家庭，甚至那些因规模过大难以控制的家庭也不得不进一步细分，把大家分解为小家；其三，传统农业是一个简单的自然 人工体系，几乎不存在进入成本，个人只需凭自己天然具有的生存能力便可进入农业生产。第一和第三点足以说明中国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生产方式为什么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以上三个主要因素中，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生产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磨难中悟出实事求是原则之真谛的华西人，没有把人均面积不足7分的工业占80％，农业仅占8％，劳动力已经完成了刘易斯转移，用不着为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把本已少得可怜的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纵观新中国历次地权制度变革，贯穿始终的基本愿望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激发劳动热情。即使是合作化高潮之后的不成功选择，也仍然是从这一愿望出发。组织规模扩大，是为了利用协作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组织规模缩小，是为了缩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距离，强化利益激励，降低监督费用。问题在于，技术特点、自然和社会特点，使不同部门有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华西在它的正式名称诞生前后，也无例外地经历了前三次地权制度变革，其有效与无效都反映了生产结构对组织形式的决定作用。第四次地权制度变革和组织规模最小化之所以迅速漫及全国，漫及生产特点差异很大的山区、平原和丘陵地区，主要原因在于全国农业都还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产业结构中农业占绝对份额，劳动力必须在人人有地种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就业。华西没有卷入第四次地权制度和组织变革的浪潮，是因为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这里已不复存在，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不允许把不可分割的固定资产分解到家庭甚至个人，劳动力也不需要再次通过类似于50年代初的耕者有其田来实现充分就业。这也同样证明了生产结构对组织形式的决定作用。说华西人实事求是地在全国性的分地浪潮中，选择了公共产权制度，实际上是说华西人理性地选择了适合于工业化生产结构的组织形式。 公社体制的真正弊端不在于政社合一，而在于它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结构与传统农业占主体地位的生产结构不对称 制度结构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而生产结构却要求组织规模最小化，要求对队作业形式进一步细分。一方面，土地的细分确实适应了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对真正依赖农业、依赖土地的农户产生最大化激励；另一方面，它确实是向小生产方式的复归，无论我们从政治上作出怎样的外在的说明和修饰。华西的产业结构转换、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和公共财产的积累，使队作业形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