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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系统论文：信用社（银行）合作制还是股份制 《合作制还是股份制》一文的作者是一位基层农村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他关心的问题很重要—今后农村信用社该如何发展？他分析问题的方式很客观—回顾了农村信用社的坎坷经历；他得出的结论很肯定—必须走股份制之路。 但是，这些并不是编发这篇文章的全部理由。尽管作者显示出了相当的写作水准和理论功底，但在涉及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政策调整的重大问题方面，当然还有理论完善和进一步论证的必要。 真正让编者对这篇文章感兴趣的是，一位基层具体工作者敢于寻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千千万万个基层工作者正是在实践中工作，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发现问题的。也许，真理就在他们手中。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基层工作者像本文作者一样，关心本单位、本系统、本行业的问题，结合实际研究，为政策制定提出批评建议，那么，我们的事业必将有着不断进步的深层动力。 农村信用社究竟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多年来，这一直是决策层、学术界和基层信用社共同关注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今年以来，尤其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尘埃落定、银监会悄然挂牌前后，理论与实践均无法绕开的焦点课题—农村信用社改革，再度引起主流财经媒体、新兴财经媒体的高度关注。专家学者们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其中，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一是坚持农信社继续实行合作制，一是主张农信社实行股份合作制。 坚持农信社继续实行合作制观点的学者中，大概以中央财经大学史建平教授最为坚忍不拔。多年来，史建平教授为此主持课题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主张“坚定农村信用社合作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略述浅见，斗胆与史建平教授等学者商榷 合作制使农信社走入“死胡同” 毋庸讳言，“农信社应继续实行合作制”的观点，至今在学术界和决策层仍颇有市场。他们之所以对合作制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对农信社的处境与出路认识不清，不愿意面对合作制日趋没落的现实 但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50年艰难、坎坷的实践反复证明，农信社在合作制的道路上，早已走入了“死胡同”！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合作制在我国的50多年历程，一路充满着辛酸和无奈。建国之初建立的“三大合作”，留下的更多是教训。生产合作早在20年前就已烟消云散，供销合作也是英雄暮年徒有虚名，只有农村信用合作勉力支撑，坚持度过了风雨飘摇的50年，即便借助中央银行支农再贷款的鼎力扶持，却也无力摆脱全行业资不抵债的困窘境地。 首先，从历史的发展看，1950年代，我国农信社由农村合作化运动催生出来，成立之初就打上了官办的烙印。经过一波三折的变迁，农民合作意识并未得到增强。相反，面对着农信社的虚假合作，再加上中国历史上合作机构的衰败，使大部分农民仿佛患上“恐合症”，“谈合色变”导致某些农信社为了取信于民，竟然悄悄地将门牌中的“合作”二字去掉。承袭着这样的历史氛围，如果仍然盲目坚持合作制，农信社如何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第二，从现实的角度看，眼下，农信社经过合作制的规范，看起来似乎天衣无缝，实则换汤不换药，存在着三个不符合：一是不符合自愿原则。社员入股靠行政力量捏合，承诺有“免费午餐”，农民才会拿钱入股，所谓自愿就是这种“拉郎配”。二是不符合为社员服务的原则。农信社选择贷款对象“嫌贫爱富”，面对急需资金的社员不再“雪中送炭”，社员享受不到优先获得廉价贷款的实惠。三是不符合民主管理的原则。“三会”制度形同虚设，最令合作制引以自豪的民主管理，在农信社却成了“一言堂”。正如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局长谢平所说：“中国近50年就不存在合作制生存的条件，现有农村信用社体制确实不具备向真正合作制过渡的可能性。” 第三，从国外的经验看，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金融组织，正发生着质的异变，他们以追求盈利最大化为目的，呈现出服务对象开放化、业务种类多样化、经营范围国际化、经营手段现代化、服务追求优质化的新特点，民主管理日渐削弱，逐渐把触角伸向了国际金融市场，有些已成为国际性大银行。如：德意志合作银行，已经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如纽约、东京、伦敦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以这些城市的经济实力，难道还需要其他国家去扶贫吗？事实证明，外国的合作金融机构正朝着股份制银行转化。 第四，从理论的高度看，笔者早就指出：我国现行的以合作制为核心的合作金融理论与政策，存在着不容否认的片面性、滞后性。它直接造成我国农信社“大行业、小机构、松散型”的体制缺陷，导致农信社经营风险不断积聚，最终出现全行业高风险状况。长期积聚的体制型风险，时时威胁着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必须尽快实施果断、坚决、彻底的体制改革。如果仍是一如既往地仅仅在农信社现行体制上修修补补，从总体上看，农信社就不可能走出高风险的境地。 股份制是农信社的现实选择 回顾我国农信社50多年的艰难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农信社走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