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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曹禺《北京人》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读曹禺《北京人》 曹禺先生是善写情感的圣手，不过在惯性的宏大的文学史观的理解中，他的剧作往往要负载更多的时代使命和历史关怀，剧作里的情感话语也由此得到“升华”的阐释，这样向大处的开掘当然不错，但也多少淹没了剧作家借由情感向人生发问的苦心。他自己说过《原野》是写“人与人极爱和极恨的感情”，其实，这“极爱”和“极恨”的情感在他早期其余的作品里同样存在，尤其是“极爱”：《雷雨》里蘩漪与周萍的残酷之爱、周朴园对于侍萍的追悔之爱、周萍和四凤的错乱之爱、周冲对四凤的光明之爱，《日出》里陈白露对方达生的不忍之爱，《家》里瑞珏对觉新的无私之爱等等。而在素来被誉为巅峰之作的《北京人》里，曹禺对于“极爱”之百转千回的描绘也达到了一个顶峰。 “静水流深”与“死水微澜” 《北京人》创作于1940年。就大环境而言，抗战漫长的相持让作家们从“速胜论”的幻梦里沉潜下来，转而沉思民族的出路与未来，致力于探讨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剧作也用相当的篇幅描画了“今日北京人”的萎顿，塑造了被精致的文化传统蛀成空壳的生命，并安排与剧情并不太融洽的“原始北京人”投影在舞台，成为一尊象征民族血性之源头的图腾；从小背景而言，方瑞走进了曹禺的生活，让他既饱尝爱情的滋润，又困厄于婚姻的痛楚，那种得爱与失爱的焦灼、悲欣交集的人生感受在剧中得到了鲜明的呈现。 剧作开篇剧作家特意引用王勃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用意一则表明自己对方瑞的感念，愫方是作家在构思剧作时最先想到的人物，而且是“想着方瑞而写愫方的”，把他“对她的感情、思恋都写进了愫方是形象里”（1）；一则也是指向剧中人曾文清和愫方“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式的爱情。惜乎，剧中的一对佳人却眷属难成，他们之间的欲爱不能不由得让人想起网络上流传的一首诗歌来，这首托名泰戈尔的诗题为《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其中几句写到：“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爱你/而是想??痛彻心脾却只能深埋心底/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而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 文清和愫方的情感是一对素心人的“极爱”，是一对孤独人的恋慕，就感情的炽热程度而言并不逊于仇虎对金子那般的癫狂甚至狰狞，但是爱情的表现形式却又是极端的隐忍和内在，他们“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互相获得了哀惜和慰藉，却又生怕泄露出一丝消息，不忍互通款曲”（2）。愫方在曹禺的女性角色谱系里卓尔不群，她不像蘩漪视感情为占有，她把爱情变成了一种德性，把执念化作一种牺牲，把人生对自己的亏欠全换成对自己对爱人的成全：“他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3）从某种意义上说，愫方其实也是“今日北京人”中的一员，她的以德报怨，她的无私奉献，在在体现出传统女性的贤淑静雅，但她有一种固执“在她的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4），这固执就是对文清“要成一个人”的寄望，她所有的包容、忍耐、信任、鼓励、支持都于焉而生。 文清是作家既爱又恨的人物，也是整部剧批判与关怀的焦点。他是“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的土壤上结出的畸形果，一面是“清俊飘逸的骨相”，“淳厚聪颖”的气质；一面是“沉滞懒散”的行动，任凭时间的蛀虫 “啮耗了他的心灵”，堕落成“一个生命的空壳”。他是善良的，但更是懦弱的。他离开家，想努力做一个正常的人，但终究已是“精神上的瘫痪”（5）。第三幕里，愫方向瑞贞敞开心扉： 曾瑞贞 （逼出一句话来）你真地相信爹就不会回来么？ 　　愫 方 （微笑）天会塌么？ 　　曾瑞贞 你真准备一生不离开曾家的门，这个牢！就为着这么一个梦，一个理想，一个人—— 　　愫 方 （悠悠地）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 　　曾瑞贞 （迫待）什么时候？ 　　愫 方 （笑着）那一天，天真的能塌，哑巴都急得说了话！（6） 然而，紧接着曾文清却在凄凉的号声和昏暗的暮色里，鬼魂一样地踱进屋来，刹那间，愫方的寄望彻底崩溃，她所有的付出受到了无情的嘲弄和残酷的扭曲。他们之间根本的障碍不是阴损刻薄的思懿，也不是昏聩自私的曾皓，而恰恰是文清无可救药的怯懦和沉沦，他们正好比鱼与飞鸟，“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注定了生命不可能有交汇的轨迹。文清的自杀既给他卑微的爱情画上苍凉的句点，也终让自己成了那老迈腐朽的士大夫文化的祭品。 愫方的爱是所托非人的荒谬，一朝梦醒，就有勇毅的决断，所以最后她会步瑞贞的后尘，离开坟茔一般死寂的曾宅。文清的爱是损人伤己的折磨，他的善良其实是种冷酷。在本质上，他和曾皓没什么不同，也希望愫方能在曾家一直隐忍地生活下去，成为他生命中须臾不可离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