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大版七年级上册历史课件-第1课 北京人.pptVIP

* 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他与安特生有良好的共事关系，而且一向赞成中亚是人类摇篮的学说，写出过“亚洲和灵长类的分化”等论文来论述中亚是寻找早期人类及其祖先最有希望的地方。1925年，这两位学者一起开始积极筹备一项以新疆为目的的中亚考察项目。他们的合作项目在1926年已经获得了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周口店远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使深深卷入“中亚热”的步达生感到异常兴奋。他决定将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作为一个“有联系的追加项目”纳入他与安特生合作的中亚考察计划中。因此，还没有等到周口店新发现的消息正式公布，他就开始了这个设想的操作活动。他在10月5日起草了一份报告给当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的胡恒德，建议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资金来资助周口店的进一步系统发掘并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构；然后他又找到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具体协商合作方案。 　　几经斟酌，他们终于在1927年2月上旬草拟了名为《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财政上的支持下，于1927年的春天正式开始了对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工作。 　　周口店合作项目以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丁文江先生为名誉主持人，具体事物由步达生和翁文灏协商实施。派到周口店做实际工作的人员为：李捷，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任周口店野外工作事务主任；步林，瑞典古生物学家，任周口店野外工作顾问；刘德霖，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葛兰阶的技工，担任周口店野外发掘的技术助理兼室内的化石修理工作；谢仁甫，步达生的办事员，派到周口店作刘德霖的助手。 　　第一年的发掘工作就旗开得胜，获得了500箱化石，而且，步林在10月16日发现了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其出土位置离当年师丹斯基发现第一颗人牙的地点很近。 　　步达生详细地描述研究了这颗新发现的人牙化石，认为它是一颗成年人的第一左下臼齿，性质与师丹斯基发现的那颗臼齿一样。因此，他建议以这些人牙化石为依据建立一个人科的新属新种，即“中国猿人北京种”或称为“北京中国猿人”。 　　1927年底步达生回到了加拿大，周口店1928年的工作就由翁文灏和协和医学院的福顿主持。这一年，周口店还来了两位在日后成为中国科学界巨匠的人物，他们就是杨钟健和裴文中。 　　杨钟健，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27年赴德国留学，在慕尼黑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学习古脊椎动物学，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在1928年接替李捷成为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的正式代理人。 　　裴文中，刚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年仅24岁。他随杨钟健一起到周口店，开始时主要负责人工和帐目的管理工作，同时也参与发掘，成为步林的得力助手。 　　这一年的收获比第一年还好，挖掘出化石材料575箱，而且，还发现了一件北京人少女的右下颌骨和一件保存了3颗完整臼齿的成年人的右下颌骨。 　　到了年底，周口店的工作面临了新的形势。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专款就要在来年的3月份到期了，但是，两年来的发掘使人们认识到北京人遗址含化石堆积物的量远远超过最初的估计，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其发掘完。并且，这个遗址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展示出的问题十分复杂，如果研究者只是把眼光局限于此而不扩大到周围地区，那么要比较完全地弄清北京人遗址所反映出的地质学、古生物学等问题是很困难的。 　　因此，步达生和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从1928年冬季就开始磋商，考虑以一项内容更加广泛的合作计划来继续周口店的研究，并且建立“新生代研究室”作为执行新计划的组织结构。 　　经过反复磋商，翁文灏和步达生与1929年2月8日拟订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组织章程》。从此，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当今雄踞亚洲之首的我国唯一的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研究权威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正式建立起来了。这个机构的建立，开拓了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为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 　　就在这一年，步林辞去周口店的职务参加了西北考察团，杨钟健也与德日进一起奔赴山西和陕西各地调查新生代地质，因此，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就由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步达生决定交给了裴文中负责。 　　春季的工作在发掘到第8－9层时结束，在8－9层中又发现了几颗北京人的牙齿化石。随着秋季工作的进行，堆积物的体积显得逐渐狭窄了，可发掘的部分已经逐渐缩小。但是，当可发掘的地方窄到不能再窄、仅能容下不多的几个人进行发掘时，却又是“柳暗花明”，裂隙在这里又向南倾斜地延伸了一段。 　　裴文中和一位工人一起，腰里系着绳子、由外面洞顶的人拉住、小心翼翼地悬吊下去仔细观察了这段延伸的裂隙，发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