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比较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doc

本文发表于《素质教育报》（CN22-0040）历史教师版第16期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结局殊异探源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中山中学 黄春花 内容提要：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均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两国面临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但结局大相径庭：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以失败告终。结局殊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中日改革 结局殊异 原因分析 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先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两国封建统治者被迫开港通商，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陷入了深刻的民族危机之中。于是，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30年后，中国兴起戊戌变法。两国的变法极其相似，但结局却相反，前者成功，后者失败。本文就两国变革条件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其一成一败的原因。 一、两国维新运动的前提条件和变革手段的殊异 资产阶级推行维新运动成败的关键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能否掌握政权。只有在推翻或彻底改组封建旧政权，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新政权的前提下，才能保证资产阶级改革的顺利进行。 日本明治维新的条件优于中国戊戌变法。 首先，日本明治维新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已基本深入全国范围。在农村，从农民中分化出商人包买主，商业资本变成工业资本，进而发展手工工场，出现了以纺织为中心的桐生、足利等城市，著名的“三都”商业经济发达，城乡资产阶级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他们独立生长起来，对日本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的依赖小，有较强的革命性。 其次，维新前，日本除了资产阶级发展壮大以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瓦解，新兴地主掌握了大量土地，但其土地所有权得不到承认（因为幕府禁止土地买卖）。因而，新兴地主与自耕农一样，要求废除领主制，成为封建营垒中一支叛逆力量。旧的统治阶级——武士阶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尖锐的矛盾，日益贫困化的广大下级武士对上层的不满情绪也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此外，强藩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萨摩、长洲等西南四强藩支持倒幕运动，成为维新派早期的斗争基地。 再次，明治维新前，维新派以暴力夺取政权，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早在1863年，其著名领导人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就在长州藩建立“由下级武士和农民、市民中勇敢有志之士组成的奇兵队”参与藩政改革，夺取藩内政权。1861年1月3日，维新派又以兵力包围朝廷，发动“王政复古”政变，宣布废除幕府制度，成立天皇政府（即明治政府），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拒绝“辞官纳地”，并率兵入京，进行反扑，从而爆发了戊辰国内战争，是以太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向以德川庆喜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战争，经一年多的战斗，终于推翻了统治日本二百多年的德川幕府，建立了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 明治天皇政府确立后，逐步进行政权建设，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新中央政府的成员都由朝廷的和西南强藩的维新人士担任。新政权发布命令，进行除旧布新的各项重大改革，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可见，日本明治维新，是在明治政府完全掌握实权的前提下进行的。 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不具备上述前提条件。首先，变革前，中国资本主义虽有发展，但程度不如日本。19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诱导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至甲午战前，全国已有72家近代企业。1895～1898年又有一万元以上的近代企业80家。农产品也已开始商品化，但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没有受到象日本那样具有全面性的冲击，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变化小，有些地方甚至原封不动。中国的商业资本也往往脱离生产领域，导致中国难以出现包买商，分散经营的小商业反而成为自然经济的补充。因此，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既矛盾又依赖，从而决定了它具有双重性格——革命性和妥协性，且妥协性比较大。 其次，在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商品经济具有很大的适应能力，一是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各级政府官僚往往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广置田产，成为大地主，其经济利益同封建土地制度紧密相连。因此，他们始终是中国封建统治最可靠的支柱。二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历来实行“重本抑末”政策，严格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大商富贾为寻求经济上的稳定，向土地大量投资，转化为新兴地主，这些新兴地主不象日本的新兴地主那样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反而加强了地主阶级力量。可见，在中国戊戌变法前，由于土地制度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性，很难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一支离心力量。 再次，中国维新派虽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但却没有仿效暴力夺权这一条,他们始终没有真正取得政权。戊戌前几年,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重点在做维新变法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变法主张方面比日本维新派激进得多。在政权建设方面，戊戌维新派却远不如日本维新派重视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