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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的道德引导与法律规制 　　摘 要我国大陆校园欺凌治理呼唤专项立法与道德引导等“软法”之治。应在回归校园欺凌防治的教育原点、借鉴境外法律规制策略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以法律法规为载体的“硬法”与以规范性文件及学校规章制度为载体的“软法”，以及校内与校外、国家与地方综合规制的教育治理体系。通过道德引导与法律规制的良性互动，实现校园欺凌治理法治化。 　　关 键 词校园欺凌；道德引导；法律规制；“硬法”；“软法” 　　欺凌是一种通过身体接触、言语攻击、心理操纵等给他人造成不适，或故意伤害他人的重复行为。[1]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热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学生中经常受欺凌的占到6.1%，偶尔受欺凌的占到32.5%。[2]更为严重的是，仅2016年1月至11月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高达1881起。[3]尤其是2016年底发生的“北京中关村二小事件”以及2017年6月曝出的“延庆二中学生受辱事件”，将校园欺凌问题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如何治理愈演愈烈的校园欺凌现象，引起了政府管理部门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2016年5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对校园欺凌进行集中专项治理，明?_了各阶段的治理要求；同年11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不仅表明了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积极态度，而且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制度缺陷与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2017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将重点督查治理校园欺凌和暴力行为。以上文件的密集发布显然表明了国家治理此现象的坚定态度与决心，但是仅仅依靠政策层面的制度规定恐怕难以真正摆脱校园欺凌的治理窘境。此外，当前较多研究更多从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又普遍立足学校探讨欺凌防治对策，忽略了欺凌行为的特殊性、欺凌防治的系统性以及不同主体权利义务的针对性。特别是在我国防治校园欺凌专门法律缺失以及青少年司法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有力保障校园欺凌治理实效，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需要从道德与法律两个层面进行系统考量。 　　一、道德引导：回归校园欺凌防治的 　　教育原点 　　作为内嵌着道德价值判断的行为，校园欺凌链条中包含着实施欺凌者、被欺凌者以及旁观者的道德冷漠或缺失问题，暴露了学校道德教育的现实隐忧。这不仅与我国长期重视智育却轻视德育的历史传统有关，而且也对增强道德教育实效提出迫切要求。从长远来看，回归教育原点、深剖引发欺凌现象的道德性因素、加强对中小学生的道德引导，有利于校园欺凌防治长效机制的建构。从此意义上来说，中小学校应当发挥道德教育的主阵地作用，重视道德与法治、心理健康等课程对学生行为的隐性渗透。同时以开展校园欺凌治理专题教育活动为契机，加强家校合作与互动，实现德育活动常态化。 　　当前，我国大部分中小学校的道德教育依然停留在浅层的行动说教阶段，对未成年学生作为欺凌相关者的特殊性考虑不够。一方面，学校德育工作者往往由班主任或者年轻教师兼任，缺乏对实施欺凌者和被欺凌者进行积极心理干预与引导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道德引导具有长期性和迟滞性的特点，导致学校对采取校园欺凌的道德规制路径缺少内驱力。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6）》显示，“受欺凌者在曝光视频或文字描述中多选择沉默和忍受，这种沉默不仅会助长欺凌者的欺凌行为，还会让其自身无法及时获得必要的帮助”[4]。 　　道德教育是法治教育的价值根基。尤其在当前校园欺凌专项法律法规尚未出台之前，发挥道德教育的引导功能实属必要。具体而言，可以借助道德教育专家的资源力量，与学生、教师和家长进行有效沟通。以课程教学、同伴关系、认识宣传、家庭参与以及矫正惩戒等为着力点进行针对性培训，设计并实施防治校园欺凌项目，从而加深学校共同体成员对校园欺凌的认识与理解，继而激发学生们的道德自觉或自律意识。在此，道德引导可以以更为细致具体和更加直截了当的方式贴近学生内心，承担起弥补校园欺凌法制不健全的积极角色。质言之，学校应立足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之目的，在分析欺凌行为特殊性和尊重不同年龄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注重培养学生的反欺凌意识与能力。同时，发挥道德教育的价值引领和心理恢复功能优势，消解法律规制手段滞后与乏力所产生的“规制瓶颈”。 　　二、法律规制：境外校园欺凌防治的 　　策略倚重 　　事实上，校园欺凌与暴力事件已成为困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性问题。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已建立起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规范体系。 　　美国的教育立法权和学校管理权归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