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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祭礼仪式的转型与国家共同体建构 　　【摘要】新媒体环境下祭礼仪式正在发生转型，国家公祭网是为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于2014年7月6日正式上线的。它看似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却是承载社会共同记忆的历史“博物馆”，公民可以在线参加国家公祭仪式，并在其中接受南京大屠杀历史知识教育，重塑社会集体记忆。此外，国家公祭网更是一个提供平等对话的公共领域，帮助公民表达爱国情感，并对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祭礼仪式；国家公祭；集体记忆；共同体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曾经依托家庭而形成的“血缘共同体”和依托地域而形成的“地缘共同体”正在不断分离和弱化，而在新媒体环境下，个人借助互联网实现虚拟连接而进入的“网络共同体”却正在加强。网络共同体能否承担传统共同体凝结社群的责任，这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与此同时，共同体的传统仪式也正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发生转换变形。延续几千年的祭礼仪式就是一大明证，从祭祖大典到公祭仪式，从电子鞭炮到在线祭奠，祭礼仪式转型的重大推动力要归于互联网技术。本文主要以“国家公祭网”为例，通过对其创立的背景、特点和意义的梳理，以小见大地描述祭礼仪式的转型，并探讨这种转型对国家共同体建构的影响。 　　一、新媒体与“认同的空间” 　　新媒体（New Media）这一词语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的一份商品开发计划。从技术角度看，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1] 　　美国《连线》杂志从传播角度把“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 by all）。此定义揭示出新媒体的最大实质：高度的互动性。传统媒体（报刊、广播、电视等）的传播模式大致为传播者通过印刷文字、声音和影像将信息传递给受传者，受传者虽然可以通过反馈以达到与传播者的交流，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这样的交流显得滞后又低效。而新媒体则开启了另一种传播模式：每一个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同时又是信息的接收者，他们借助新媒体技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实时连接，高度的互动仿佛是正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传播模式似曾相识，根据麦克卢汉的说法，它就发生在“部落社会”。在部落中，人们进行着直接交流，信息在部落内多向交织传播。但由于生活区域和技术手段的局限，信息传播的输入和输出也受到限制，随着报刊、广播和电视逐一打破时空的局限，部落内的人们快速且大量地获得外部信息。他们既身处部落内，又融入了更大的圈子，最终导致了“脱部落化”。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人们通过传统媒体了解外部世界之余，?发挥着主观能动性，自由地寻找和加入对话，“面对面”的交流再次复活，也带动了部落化的重生。 　　部落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重生”就发生在这样的虚拟空间中，例如百度贴吧、豆瓣小组、论坛等网络聚集地。成员在其中针对同一话题、基于同一爱好或信奉同一精神进行交流和互动，形成“网络共同体”。不过，囿于媒介的性质，这些共同体四下分布，各自为政，既充满不确定性，又充满不稳定性。若想让这些散落的个体联结和统一在一起，让共同体在现实生活中历久弥新，势必需要更宏大的议题和更深刻的记忆，而国家公祭日和国家公祭网正成为这样一个契机。 　　二、国家公祭网设立的背景与意义 　　（一）国家公祭网设立的背景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进行了持续40多天的屠杀活动，手段野蛮残忍，且奸淫、掠夺、焚烧和破坏并举，30多万中国人民在此次暴行中不幸遇难，这一惨案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然而，由于“记录的不足和传播范围的有限，导致南京大屠杀惨案从发生之始就未能广泛而深入地进入人们的记忆”[2]，甚至成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时隔77年后的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同年公祭日当天，首个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举行，众多媒体对此广泛报道。但由于条件限制，能参与公祭仪式的人数有限，为了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唤醒记忆，由新华社主办的国家公祭网（）于2014年7月6日正式上线。 　　据统计，网站上线后的次日下午6时，浏览量便超过2200万，网上祭奠超过60万人次。进入国家公祭网首页，沉重的音乐随即响起，网页上显示着国家公祭网的主旨：国之祭、史之痛、民之愿。网页上还滚动播放着对这一主旨的解读：“彰显国家对同胞死难者的缅怀，牢记中华民族屈辱与抗争的历史，表达人民奋发图强与和平的心愿。”国家公祭网共分为公祭资讯、海外公祭、在线公祭、公祭回音、公祭教育、公祭知识和网上史料馆等七大版块，每个版块又下设不同栏目。 　　此外，“公祭教育”“公祭知识”和“网上史料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