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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反思 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海德堡大学。中国留学生莫海力急匆匆穿过校园用石子铺就的甬道，去图书馆参加一个社团的辩论活动。这位曾参加第二届全国大专辩论会的中国学生之所以选择海德堡大学的哲学专业，有特别的原因：历史上，这显然是名家雄辩的园囿。 同一天，上海教育电视台演播大厅里，一个故事在接近尾声时达到高潮：闪烁的灯光、挥舞的鲜花、含蓄的微笑、如潮的掌声，还有景泰蓝的奖杯和拥抱，握手——历时一周的第八届中国名校大学生电视辩论赛以西南政法大学的胜出而落下帷幕。 “现在的辩论赛在走向浮躁。”已是湖南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郭宇宽说，这位第四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冠军队成员讲这话的时候，四平路１０００多米长路段上的醒目跨街横幅已经被收起，其中一幅上是复旦大学已故老校长谢希德的名言，“辩论赛的胜利是读书的胜利。”一位参赛辩手说，“辩论赛的功利性越来越强了，攻击、讥讽、嘲笑对方，甚至怒责以显示其势汹汹，已经失去了读书人的儒雅风度。” 反思流弊 追求表演性无可厚非，但表演并不等同于华丽词藻堆砌、语言陷阱密布和煽情效果，辩论赛因此而文化品质下降，并因为学士风度的走失而令人困惑 “任何事情都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才能变得更成熟，辩论赛也一样，它形成了自己的特殊风格——倾听对方说话，通过论理、比较，双方共同构建真理的完整性。”连续主办了八届中国名校辩论赛的上海教育电视台副台长汪天云说。 如果说辩论的最大魅力在于让我们学会倾听另一种声音：一种不同于自己观念的声音，一种站在其他视角观察并反对的声音，一种针对“真理在我手中”信条的诘问的声音。这样的魅力在辩论赛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每一届电视辩论赛本身也都会招致同样鼎沸的批评的声音。１１月２５日，在初赛第一场比赛结束后，一位观摩了整场比赛的教练对记者说，热闹了十年的大学生电视辩论赛，本身也已经到了恭谦平和倾听反思和批判的声音的时刻。最后他补充：刻不容缓。 十年前复旦大学辩论队在新加坡可谓一夜成名，时至今日，《狮城舌战》仍被不少辩论爱好者奉为圭臬，而事实上，今天的诸多批评之辞和“新加坡模式相关”。 哈工大团委书记吴松全说，今天的辩论赛已经越来越追求其表演性。树立自我良好形象和赢取观众乃至评委理解固然不可一概否定，但关键是应当主要靠辩手的内在气质、辩词的内在价值呢，还是应当采用外在的宣传和煽情性表演？有时让人颇为费解：是朗诵还是辩论？是表演还是表达？ 更多的时候，辩手们在辩论中违背基本逻辑，使用孤证、大众证明、循环论证等方法，这就更为可怕。有的不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也不正面回答或者反驳对方的问题。 这不仅是近年比赛功利主义的目的导致，也在一定意义上透视了社会风气和治学风气。 当辩论少了追求真谛的锋芒，多了人为斧凿的技巧，少了先忧后乐的使命感，多了卖弄学问的书卷气，辩手们，又做何感想呢？ 质疑公正 当辩手力图用清新的空气吹去浮躁的学术尘埃时，他们可能会成了辩赛的牺牲品，这种不乏黑色幽默的结局，让人质疑竞赛的公正性，而此种导向很可能误人子弟 一场很难用极为简单清晰的脉络标准衡量胜负的比赛一定会有异议，辩论赛的评判更是这样，因为这是“见仁见智的评判”。 一位参加名校辩论赛的高校领导说，我们本不想再参加全国范围的辩论赛的，因为作为地处偏远地区的高校，几次参赛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当我们期望用自身的努力影响辩论风气，我们总是辩赛牺牲品。他甚至戏言，中央电视台主办的任何辩赛，我们都不会参加，除非可以现场打分，当场公布。此外，他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某教授不能担任评委。 其实，质疑评委的公正性几乎在每届辩论赛都有激烈反应。 ２００１年的第三届全国大专辩论会后，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张天任、陈文炯、赵琪昊三人，因质疑自己的知情权遭到侵犯，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市公证处起诉到法院。他们认为：央视没有履行评判公开的承诺，拒绝公开评委的评分，侵犯了他们作为参赛队员应有的知情权。 中国政法大学辩论队是在半决赛输掉“胜券在握”的比赛的，而且比分差距极大。一场“从初赛到半决赛发挥最正常、战术最成功、贯彻教练意图最好的比赛”，却以“令人惊讶”的大比分输掉，政法大学的几个辩手不能接受。政法大学的教师王涌曾经多次担任政法大学辩论队教练，他的理解和队员一样，“这场比赛一结束，我从心里就觉得赢了，听到结果时的第一感觉是评委的评分出了问题”。尽管公开评委评分曾是中央电视台在赛前公开承诺的内容，但辩手们的查分要求没有得到认同。正是评分不公开、赛前对几个重要规则临时更改和意外地大比分输掉比赛，使张天任对大专辩论赛的公正性开始产生质疑，再加上无法通过查分来弄清事实真相，辩手们以个人名义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市公证处告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但他们未能如愿，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没有受理他们的诉讼请求。 “我们的出发点首先是质疑游戏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