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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过是一把咸盐 钱，不过是一把咸盐 　　扬州盐商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是一个富裕的符号。然而上世纪初，由于盐业凋敝，这个气势雄壮的群体突然在扬州“集体退场”，一些有胆识的转战十里洋场，融入到新的商业形式中去了。长期以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盐商与扬州美女、扬州炒饭、大煮干丝一样，不过是这个古城的又一张历史名片，他们以一个奢靡浮华的群体留存在人们的印象中。在一个温暖的下午我敲开了扬州文化名人韦明铧先生的书屋，希望在这里能看到几个历史背影生动的转身。 　　盐商，这个红极一时的群体对于扬州绝对是个骄傲。但其中的个体在人们心目中却非常模糊。似乎一夜间他们就像楼兰古城一样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里，来不及回头。我们只能在古典文献中寻章摘句，在深巷高宅里发百年思情。所幸，在扬州，还有一个人能时时触碰到他们。韦明铧先生是做学问的，他仄逼的书屋里满壁皆书。他叙述一个故事需要站起身来若干次，从那堆积至顶的书海中翻出多本典籍，以告知每一句都言之有据。殊不知对于我这样一个遐想大于考证的人来说，是不需要这么多佐证的。但遇到我肤浅甚或无知的提问时，他依然坚持站起来，眯眯笑，又随手从墙上抽出一本说：看来我还得从头给你启蒙。于是我就在这样的“强逼”下，从来听故事的单纯举动，初步摸到了这个群体的起始脉络。也由此，在韦先生的带领下，我渐渐走近了那个业已模糊了的扬州盐商群体。 　　盐商强盛了一个城市 　　尽管知道韦先生文化做得严谨高深，但我还是请他尽量讲些通俗易懂的故事。于是一开始他便“话说”了一段盐商的发家史： 　　明刚建国，西北还不消停，皇帝便在那里驻了军，但由于离京都太远，驻军粮草成了大负担，于是朝廷就想了个办法，让商人把内地的粮食运到边防，官府用什么来补偿呢？给你盐引，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然后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这个叫开中制。这制度一下子就肥了离边关最近的山西人，于是晋商迅速崛起。后政府发现不行，虽节约了后勤支出，却损耗了大量盐税，于是改为折色制，也就是不需要粮食，只要交足一定的银两，都能够领取盐引进行贸易。这样一来，怀揣大量钞票苦无用武之地的徽商就获得了介入资格。 　　为什么扬州成了盐商聚居地？因为它位置好。扬州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西濒运河，东临大海，方圆数百里内，河道纵横，水陆交通便捷，是自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南漕北运船舶必经之咽喉。加之扬州附近有当时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场，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而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就在扬州，扬州自然也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 　　扬州盐商，一开始其实是晋商，他们穿着羊皮老袄、吃着羊肉馍馍，夹着大葱大蒜直愣愣地就来到了扬州。比如明末清初出现的盐商亢氏，当地人称“亢百万”，其家用于藏粮的仓廪多至数千，当地有“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之说。到康熙时，亢氏已成为两淮盐商中富可敌国者。亢氏在扬州小秦淮建“亢园”，临河造屋100间，长达一里余，人呼“百间房”；又建“亢家花园”，据说扬州瘦西湖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 　　扬州明朝时期就有个说法，叫做“秦腔翕语满街巷”，就是说，在扬州做生意的大多是山西人、陕西人和徽州人。到了康熙年间，情况有所变化——陕退，晋转，徽进。徽商成为两淮盐商的主流。晋商和徽商，他们给扬州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晋商文化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文化，比如建筑，晋商的房子大多有气势，结实，但并不好看，灰蒙蒙的，有一种压抑感，更不必说什么造假山假水，种花草树木。而扬州的徽州盐商住宅就显得轻松、开阔、愉悦。韦明铧说，晋商不会花钱，抠，死了以后在地窖里留大箱子元宝，但只舍得花二两银子给自己买棺材。徽州人就不一样了，那么多讲扬州的古书，里面谈论的通通都是玩的东西。总之，徽商比晋商多了一种叫“旨趣”的东西。 　　清康雍乾年间，扬州盐商的财富和影响力达到极致。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世界经济总量的8％，扬州盐商可谓富甲天下。 　　盐商精彩了一个城市 　　启蒙完盐商历史ABC，韦先生的故事就开场了。韦老师说故事常被自己的认真打断，但就是在这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他为我描摹出一幅或深或浅的盐商群像。 　　两个吝啬鬼 　　说清初有个扬州人石成金，写了本纪实小说《雨花香》，里面记载了许多盐商的故事。其中有篇《铁菱角》，写一个极为吝啬的扬州盐商汪于门。说他一钱不使、二钱不用，数米而食、秤柴而炊。为保住自己的万贯家财，他让铁匠打造了许多“铁菱角”，下三角，上一角，甚是尖利，如同刀枪。他每晚把这些东西布置于银库四周，天亮前收回，辛苦之极，却乐此不疲。只不料清兵攻入扬州城后，将其银子悉数充当军饷。汪氏见此，捶心顿足，长嚎数声，仆地而亡。 　　民间小说可信度不高，但另一个“葛朗台”——清末盐商周扶九却是一个无论在民间还是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