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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如何安邦治国 故园篱笆：道家如何治国安邦？ 　　因为各种原因，许多人认为，道家是一种出世的学说，重点是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而不是对现实的建构，所以在治国方面，既不能与儒墨名法一决高下，更不能与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宪政主义民族主义等相提并论，即使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一时，也不过是临时的急救措施，无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观点如此流行，以至于我们百度“道家出世”词条，可以搜索到相关结果约2，600，000个，在谷歌学术搜索中输入“道家出世”词条，差不多会找到约2，830条结果。而如果百度“道家治国”词条，可找到相关结果约2，740，000个，在谷歌学术搜索中输入“道家治国”词条，可找到结果约2，900条。由此可见，认为道家出世不适宜治国的观点非常流行，几乎和道家可以治国的观点旗鼓相当。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现在我就道家治国的现实可能性、道家治国的目标、道家治国的策略和手段、道家治国的效果、违背道家治国原则的危害以及道家治国的前途分别加以论述，来证明道家治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值得我们追求的。 　　一、道家治国的现实可能性 　　很多人之所以认为道家不能治国，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道家的代表人物就是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主张无为自化，逍遥处世，远离现实政治，有隐逸和出世的倾向，无法适应复杂的现实世界，所以不是理想的治国理论。其实这种说法对道家和老庄的理解都狭隘化了。首先，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其它诸子百家一样，都起源于春秋战国。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诸子百家思考的都是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的问题，作为当时很有影响的思想流派，道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即使出世倾向最显著的庄子，也曾经讲过一大堆治国的道理。正像汉初学者司马谈所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我们怎么能把道家单单摘出来，把它归到出世的行列中去呢？其次，从道家的来源来看，很多人认为道家学者来自隐者，但是，汉代学者刘向在《汉书·艺文志》中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历史上，确有许多道家学者出自史官，如老子、太史儋、司马淡等人。可见，道家的来源至少有史官和隐士两个渠道（其实还有一些出自王侯和其他官吏，如魏牟、关尹、刘安、吕不韦等）。其中史官一系总结了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自然关注的多是安邦治国之道。决不可因为曾有隐士加入道家，就把道家的其它来源掩盖了；第三、道家不仅仅以老庄为代表，它还包括黄老学派、杨朱学派两个派别，这三个派别都对如何治国有一整套理论，尤其是黄老道家，直接以治国安邦为己任，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把学术和现实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并在治国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至于老庄派和杨朱派，虽然不直接以治国安邦为己任，但他们一个开创了政治不服从的传统，一个开创了个人主义的传统，而政治不服从和个人主义，都是构建现代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精神；第四，春秋战国时期，虽然道家三个派别均已出现，但道家这个词当时并不存在，直到西汉前期，史家司马淡才首次对其进行了命名，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显然，他这里所指的道家基本上就是主要以治国安邦为己任的黄老道家；第四，从道家的发展历史来看，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虽然老庄派、杨朱派都有一定的影响，但真正唱主角的，还是讲究经世致用安邦治国的黄老派，在春秋战国乃至后来的两汉时期，黄老派不但是道家学派中的正统，而且在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在战国晚期甚至形成了“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当时，不但出现了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彭蒙、宋磝、尹文、太史儋等许多著名的黄老学者，而且还有《管子》、《鹗冠子》、《吕氏春秋》、《文子》、《黄帝帛书》、《杂黄帝》等一系列讨论治国理论的辉煌巨著问世，根据汉代学者刘向在《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到了汉朝时期，道家共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虽然比儒家“五十家”少了17家，但又比儒家的“八百三十六篇”多了127篇，而且《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书籍，多是依托上古圣君名相，讨论治国安邦之道的，比起儒家，可以说入世更深更近，只是后来，汉武帝“独尊儒家”，入世的黄老派才逐渐衰败，人才大量流失，著作大多亡佚（《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书籍留存至今的不到15%），到魏晋玄学兴起，老庄派取代黄老派成为道家正统，加上后来道教（道教一开始也是入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