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前沿-CUHK.PDFVIP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三年五月號 總第 14 期 2003年5月31日 新制度經濟學前沿 ⊙ 李增剛 John N. Drobak and John V. C. Nye, ed.,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7)；張宇燕等譯：《新制度經濟學前沿》（北京：經濟科學出版 社，2003）。 由我們翻譯的《新制度經濟學前沿》一書終於出版了，一方面這本書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 之作，早該翻譯出版；另一方面是我們的翻譯前後拖了一年多才完成。這本書是華盛頓大學 在1995年3月為紀念道諾思（Douglass C. North）教授榮獲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召開的 一次研討會的論文集。在這本書的引論中，兩位主編德羅布克（John N. Drobak）及奈 （John V. C. Nye）歸納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四個研究領域：交易費用和產權；政治經濟學和 公共選擇；數量經濟史；認知、意識形態和路徑依賴的作用。全書共分為四部分，有十四篇 文章。 該書的第一部分包括兩篇文章，是1993年的兩位諾貝爾獎得主──諾思和福格爾（Robert W. Fogel）──的論文。諾思在緒論中回顧了自己的學術歷程，並特別介紹了他研究制度經濟學 的原因，以及每一個時期關注的主要問題。福格爾在〈道格拉斯‧諾思和經濟理論〉中，中 肯地評價了諾思的經濟學貢獻，使我們能夠更加準確的把握諾思在新制度經濟學、甚至整個 經濟學中的地位。鑒於諾思的貢獻構成了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理論基礎之一，對諾思研究歷 程的回顧也就是對新制度經濟學主要理論發展脈絡的回顧。 第二部分是「經濟史」，包括四篇文章。這些文章的共同特點是通過對歷史資料的研究，提 出新制度經濟學的命題或驗證已有的結論。霍夫曼（Philip T. Hoffman）和羅森塔爾 （Jean-Laurent Rosenthal）在〈近代早期歐洲戰爭和稅收的政治經濟學：經濟發展的歷史 教訓〉中建立了一個戰爭和稅收的模型，用來分析近代早期歐洲不同國家為甚麼建立了不同 的產權制度。他們認為，一個國家能否建立一項合理的產權制度，取決於該國的財政政策 （fiscal Policies），而戰爭是決定現行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個經濟增長快慢的關 鍵並不在於稅收水平，而在於邊際稅收效應，要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並不一定要減 稅，而應該特別關注邊際稅率和財政制度給經濟發展造成的障礙。在〈經濟、社會、政治和 規範諸因素的相互關係與經濟意義：中世紀後期兩個社會的狀況〉一文中，格雷夫（Avner Greif）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研究熱那亞商人和馬格里布商人在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等方 面的差異，分析了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社會的效率差別，並在此基礎上，得出了「制度變遷 的軌跡具有路徑依賴性」的結論。這篇文章從表面上看屬於經濟史文章，但是提出的命題是 比較制度學的，或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就是歷史制度分析（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恩格曼（Stanley L. Engerman）在〈文化價值理念、意識形態傾向和勞動制度 變遷：對三者互動關係的詮釋〉一文中，考察了文化、觀念與制度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某 些方面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勞動力市場、勞動行為以及對勞動組織、勞動控制、勞動強制的 社會可接受方式及其變化。他得出的結論是：不關注文化價值對經濟行為的作用方式而直接 處理傳統經濟問題，可能會使人們誤入歧途。奈（John V. Nye）在〈關於國家的思考：強制 世界中的產權、交易和契約安排的變化》一文中把市場競爭擴展到政治組織理論框架。他首 先分析了暴力與市場，認為強制或權力的存在並不足以影響競爭性產出的「效率」或「剩餘 最大化本質」，真正起作用的是隨之而來的交易特徵和各種監督成本。在此基礎上，奈提出 了一個作為掠奪者和管理者的統治者假說，即代議制政府不僅具有統治的寄生性一面，他們 還必須提供公共產品。均衡時的統治者是一個寄生者還是一個管理者，最終取決於政治經濟 市場的結構和統治者的偏好。 第三部分是「制度和政治經濟學」，包括五篇文章。其中，兩篇討論產權界定問題；一篇分 析公共選擇問題；兩篇研究君主或政府的債務問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