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视角：英汉外来词互译的话语权转向.docVIP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后殖民视角：英汉外来词互译的话语权转向 王催春 　　提要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观察和分析英汉外来词翻译的历史变迁，并在后殖民译论的框架下探讨词汇的引入和输出，提出词汇译借已经不再是两种语言之间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涉及到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间的话语压迫和反抗。英汉外来词互译的历史变化体现着第三世界在崛起后，争取自身独立话语权力，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抵抗历史。 　　关键词 |外来词翻译 话语权威 权利转向 后殖民译论 　　中图分类号 | H0-06 　　作者信息|王催春，女，1970年生，浙江上虞人，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跨文化翻译，310018。 　　一、引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在语言中有直接而深刻的反映。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部分，能够迅速感受到社会生活的图景和变动。这其中，外来词的借用则成了一种语言与异质文化交往时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 　　纵观今日，与文化紧密相关的西方节日如愚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在我国被商家和部分媒体宣扬得轰轰烈烈。西方的“情人节”和“丘比特”在中国妇孺皆知，可又有多少外国人听说过中国的“七夕节”和“月老”？我们将“梁祝”译为“Chinese Romeo and Julia”，将某某水城称为“Oriental Venice”，却在外来词的译借上，推行“宁顺而不信”的理念。“伊妹儿”（email）、“布林”（plum）、“车厘子”（cherry）、“血拼”（shopping）、“奇异果”（Kiwi fruit）等生硬的外来音译词大行其道。这种集体意识上的自我殖民化[1]，在语言层面已初见端倪，大量缺乏文化原质的翻译案例，制约了中国文化的输出与传播，动摇了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也进一步加剧了文化逆差，5000年的中华文化在与欧美文化的全球化竞争中已然落后。 　　在世界翻译史上，文质之争由来已久,具体到外来语的译借上,文质之争已不仅仅是语言的一种文体选择, 更是民族文化策略的体现。通过对英汉双语中外来词译借的研究，有助于分析两种语言在权力差异上的动态发展轨迹和话语权转向。 　　二、话语权威与话语压迫 　　后殖民主义理论熔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于一体，它所侧重的不是经济、政治上的殖民霸权，而是与政治、经济统治并行的文化上的殖民霸权。它关注的是“前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干预”（雷志梅，2010:133）。在后殖民理论看来，语言世界里话语权威的占有和失落，取决于不同文化间的权力差异。词汇乃至语言的变异，都受到来自这种权力体系的影响，语言的交流和对话想要保持其单纯的独立性几无可能[2]。正因为这种势差的存在，使得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总是处于不平衡之中，强势文化总企图以自己为中心，通过文化媒体、翻译手段将第一世界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渗透给第三世界，控制或占领弱势文化[3]。 　　这种文化霸权在翻译上是非常隐秘但又是无处不在。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就是揭示西方文化在翻译非西方文化或文本时存在的话语压迫现象，翻译从本质上成了一种以价值选择和意义阐释为前提的政治行为，翻译的过程变成了对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权力的追寻[4]。在这种权力差异语境下，翻译，作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不平等对话的产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种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的纯语言转换活动[5]。 　　（一）话语权威：权力差异在语言世界的直接产物 　　汉语历史上规模较大的外来语引入发生在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世界上最具文化底蕴的汉语和世界上最具文化权力的英语有了第一次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大量科学技术和社会体制方面的外来语随之涌入。为了了解这种当时代表着先进和权力的语言，人们在翻译策略上便倾向于外来语的拼音语言,造就出大量看不懂的音译词, 处于弱势的汉语选择了文化上的屈从，被动向强势文化靠拢。这种文化不对等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对外来词的译借中。“science”（赛因斯）、“democratic”（德谟克拉西）、“ideology”（意德沃罗基）、“sentimental”（生的门脱儿）、“inspiration”（烟士披里纯）、“insurance”(燕梳)、“sofa”（沙发）、“cement”（水门汀）、“telephone”（德律风）、“stamp”(士担)、“bowling”（保龄球）、“radar”(雷达)、“engine”（引擎）、“bus”（巴士）、“ballet”(芭蕾)、“hamburger”(汉堡包)，“penicillin”（盘尼西林）、“vitamin”（维他命）、“No. 1”（拿摩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