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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归属可以再议了 琉球归属可以再议了 法国1809年绘制的以台湾为中心的东中国海沿岸图，图中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为台湾附属岛屿（中文为本报标注）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的文章指出，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中对战后处置日本的规定，不仅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要回归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文章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强上午对本报记者表示，撰写此文，是想让人们对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有一个新的考量角度。 文章披露，1885年至1895年的10年间，冲绳地方政府一直图谋建立“国标”，从而将钓鱼岛纳入其管辖范围，但日本政府鉴于钓鱼岛为“清国属地”，一旦建立“国标”，恐引起清国警觉和争议，因此始终未予核准。 当甲午战争日本即将获胜之际，日本政府感到攫取钓鱼岛列屿时机已到，于是在1895年1月14日召开内阁会议，秘密决定：“准其修建界桩”。事实上，关于在钓鱼岛修建界桩，冲绳县并未立即执行。据井上清教授披露，直到1969年5月5日，冲绳县所属石垣市才在岛上建起一个长方形石制标桩。日本内阁会议的这一决定是密件，过了57年后，于1952年3月在《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三卷对外公布，此前清政府以及国际上完全不知情。 即使如此，在很长时间内，日本政府并未公开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1896年3月日本发布名为《有关冲绳县郡编制》的第十三号敕令，明治天皇并没有将钓鱼岛明确写入。而第十三号敕令却被日方视为其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之一，显然是欺骗世人。 文章指出，1972年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尖阁列岛主权的基本见解》，声称：“该列岛向来构成我国领土西南诸岛的一部分，而根据明治二十八年五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该列岛并不在清朝割让给我国的台湾、澎湖诸岛内。”这成为日本所谓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之一。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文章指出，1895年6月2日中日签署《交接台湾文据》前，关于台湾附属各岛屿包括哪些岛屿，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当时日本公使水野弁理和清政府全权委员李经方之间讨论的纪要收录于日本公文书馆，并见于日本学者滨川今日子所著《尖閣諸島の之領有そめぐる論点》一文中。 据记载，在会谈中，李经方担心日本在日后将散落于福州附近的岛屿也视为台湾附属岛屿而对中国提出岛屿主权要求，于是提出是否应该列出台湾所有附属岛屿的名录。 水野回复说，如果将岛名逐一列举，难免会出现疏漏或涉及无名岛屿问题，如此一来该岛将不属于日、中任何一方，从而带来麻烦；有关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而且在台湾和福建之间有澎湖列岛为“屏障”，日本政府决不会将福建省附近的岛屿视为台湾附属岛屿。文章指出，水野谈话表明，日本政府承认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因而不需要在接管台湾的公文中列出钓鱼岛列屿，从这一点看，日本政府实际上承认钓鱼岛列屿是台湾附属岛屿，因为钓鱼岛列屿在公认的海图及地图上早已标明它属于中国。 文章指出，日本“窃占”钓鱼岛绝非什么“和平方式”，而是近代殖民侵略的产物，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战略的一环。正是基于侵华战争胜券在握，日本内阁才抢先窃据钓鱼岛，接着才有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正是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力图以所谓条约的形式，实现其对钓鱼岛“窃占”行为的“合法化”。这一历史过程是清楚无误的，是史家的共识。 钓鱼岛早就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 根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这一事实，是明确无误的。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成书的《日本一鉴》，由“奉使宣谕日本国”的郑舜功撰写。该书明确记录了从澎湖列屿经钓鱼岛到琉球再到日本的航路，其中特别记录钓鱼岛为中国台湾所属：“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小东岛是当时对台湾的称谓。 在明清两代，台湾属于福建省辖地，在多份中国古籍中，钓鱼岛都在中国海防范围之内。 清乾隆元年（1736），黄叔璥“以御史巡视台湾”身份作《台海使槎录》，其卷二《武备》列举了台湾所属各港口，不仅将钓鱼岛视为中国海防前沿要塞，而且表明钓鱼岛在行政上早已属于台湾府管辖。 此外，法国人蒋友仁1760年绘制的《坤舆全图》、日本人林子平1785年出版的《三国通览图说》所附《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岛之图》、1809年法国人皮耶·拉比和亚历山大·拉比绘制的《东中国海沿岸图》等地图中，都清楚地标示出钓鱼岛列屿为台湾附属岛屿。 综上所述，尽管日方力图割裂钓鱼岛与中国台湾的历史联系，并一再否认《马关条约》中的“台湾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但大量历史文献表明，中国政府将钓鱼岛纳入台湾辖下，从海防和行政两个方面都对钓鱼岛实施了长期的有效管辖，钓鱼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列屿不仅有中国渔民长期经营，而且至少从明代中叶开始就纳入中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