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辩读中的文化互释(修订稿).docVIP

经文辩读中的文化互释 ——理雅各翻译活动中的“道”与Word 1990年代初期一群犹太学者犹太哲学家柯亨（Hermann Cohen）、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等试图跨越文化分野的思想，研读《圣经》和《塔木德》（Talmud）的篇章倡导“文本辩读”（Textual Reasoning）“经文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后来成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经文的比较性研究。理雅各 1843年，理雅各受邀参与翻译《圣经》“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作为第一部由不同差会的传教士联手翻译的《圣经》，“委办译本”特别统一了重要的概念和名称。其中《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太初有道”“委办本”理雅各的《道德经》译文被编入《东方圣书》理雅各理雅各自己的信仰背景互为参照“体道”（embodying the Tao）。这种兼具内外之“道”的中介在于“体证”（to embody），基督教信仰认识上帝 与之相应，这种有待“体证”的“无名”之道，在理雅各的译文中并非西文中已有的任何概念，却只是一个“道”字（the Tao），这一译法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理雅各既然要以“体道”沟通“无名”和“有名”，既然要比之于超越认识的“上帝”和可以感知的“爱”，那么就如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的“耶和华”或者“上帝”之称谓一样，任何一个认识论的概念之于“道”，都是不充分、不恰当的。所以尽管理雅各有时也会在括号中注明“Way or Method”以解释“大道”，一旦将《道德经》界定为东方的“圣书”，“不可妄称上帝之名”（出20：7）的信条几乎必然会将他引向the Tao的选择。 作为传教士，理雅各当然要将《道德经》之“道”归结于基督教的意义系统，甚至认为“原因”和“主宰”的比喻意义或神话意义，已经“暗示出一个先在的上帝概念”。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理雅各用the Tao直译“道”，在东西方的“圣书”之间开辟了一个巨大的理解空间。 由此回溯，我们必须想到正是在理雅各参与翻译的《圣经》“委办译本”中，《约翰福音》第一章采用了“元始有道”的翻译方式—— 约1：1-5,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the Word is with God, and the Word is God. （Today’s English Version NRSV） （Delegates Version），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方针；由此催生的“白话和合本”则进一步使“太初有道”深入人心—— 和合本（Union Version）：“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也许可以说，中文之“道”与西文之“圣言”（the Word）的关联自此确立，乃至日后关于“元始有言”或者“太初有言”的辩难几乎不再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 后人很难想象：最初用“道”来翻译基督教“圣言”的并非国人，却是那些对中国经典有所了解的来华传教士。我们当然可以说：此种翻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便于国人的理解，但是文化接触对于文化认同的微妙改变、进而导向两种经典系统之间的相互诠释，也未必不是潜在的原因。 理雅各参与《圣经》“委办译本”及其长期译介中国经典的经验，对其后来的《道德经》翻译是至关重要的。坦率地说，这也使理雅各对老子之“道”的理解远胜于一些潜心“中学西传”的中国翻译家。 比如《道德经》第十八章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按照理雅各的译文，大意为：当大道不可见的时候，仁慈和正义就出现了；接下来又有智慧和狡诈，强化了虚伪。当和谐不再贯穿六亲关系的时候，孝子便出现了；而当国家陷入混乱的时候，忠臣也就出现了。（When the Great Tao (Way or Method) ceased to be observed,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came into vogue. (Then) appeared wisdom and shrewdness, and there ensured great hypocrisy. When harmony no longer prevailed throughout the six kinships, filial sons found their manifestation; when the states and clans fell into disorder, loyal ministers ap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