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对中国言及文化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影响.pptVIP

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及文学的影响 罗珊，李素 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一)汉语词汇量的扩大 佛经翻译为现代汉语输入了许多新的佛教词汇,有些新鲜的词汇已经融入到汉语的语法与日常用法之中;另外,一部分词汇则丰富了汉语的语体和各种变体。 早期的佛经翻译,除在固有名词上做了相应的转译外,部分抽象的词汇大多沿用佛教的旧名。根据唐朝著名翻译实践家玄奘提出的“五不翻”学说,在五种情况下译者可以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来对佛经当中的部分词汇进行音译处理,这样就形成了汉语中的佛教外来词,如“般若”、“瑜伽”、“禅那”和“刹那”等。 随着佛经翻译的日益深入,译者们发现佛经的源语言(梵语)被译成目的语言(汉语)时,原意有所出入,于是他们开始创造新词以正确地传达经文的深层含义,这些新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语的变体。诸如“法界”、“众生”、“因缘”、“果报”这些词,它们都是汉晋到隋唐之间的翻译家们创造出来的。作为千年佛经翻译的总结者,赞宁倡导的翻译学说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传统的译经理论,为汉译版的佛经提供了许多富含多种表达意义的词汇,这些新词和佛教外来语词汇不但繁荣了现代汉语,而且促进了现代汉语词汇的扩大与发展。 (二)汉语白话文的产生 梵文本身具有简洁明白和流畅易懂的特点,所以佛经翻译也力求通俗易懂和明白晓畅。鉴于此,汉译版的佛经不仅应该摒弃六朝时期骈文的浮华之风和绚丽词句,而且应该拒绝使用“之乎者也”之类的文言句式和古文作家所遵循的文言句法。考虑到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佛经被翻译家译成白话文,为汉语的演变和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从东汉至北宋初期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佛经通常情况下都是被译成文言文,由于该语体本身具有的晦 涩难懂的特点,很多老百姓无法真正理解佛教的内在教义与精神主旨。自清末明初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白话文的产生丰富了佛经译入语的表达方式,以吕振中为代表的翻译家开始将文言版的汉译佛经转译成白话文。白话文本身具有的通俗易懂的特点,不但使广大读者克服了语言的障碍,而且深刻地理解了佛家教义背后所蕴藏的共济苍生、和谐共处的文化内涵。 下面将通过两则佛教典故予以说明： [一苇渡江]达摩像:表祖师东来中土传法。 达摩祖师辞别武帝,欲往嵩山少林寺。来到江边,望着滔滔江水,寻不着舟子渡江,便信手取来江边芦苇,编成小舟,摆渡过江,此即[一苇渡江]之由来。 [一只草鞋]达摩像:表祖师归返天竺。 师传法于慧可后,即装束返回天竺,途中五度遭人以毒药谋害,皆不能伤师毫发,第六次再遭下毒,师以尘缘已尽,不复留之,遂安详坐化。门人葬之熊耳山。事逾三载,一日魏使宋云,奉令出使西域,途径葱岭,遇师手持单履,翩然而行,问师将何往,师答西天去。皇帝闻言,及派人开棺,赫然发现师已不知去向, 唯留草鞋一只。 (三)词汇的演变 除了汉语词汇量的扩大和白话文的产生之外,佛经翻译也从不同方面促进了汉语词汇的演变。 第一,佛经的口语性很强,这一特点使得僧人们在翻译佛经时使用当时最通俗易懂的汉语词汇,佛经当中一些口语化的词语使汉语词汇逐渐摆脱了六朝时期语言的浮夸之风和绚丽词句,进而使汉语词汇的表现手法更加灵活,增强汉语词汇的口语性和宗教趣味性。 第二,佛经翻译可以反映汉语从单音节走向复音节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汉语的发展历史中,各种各 样的词素组合成词以及一个复合词产生的早期状态与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态略有不同。在汉语发展的早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三音节词。佛经语言里有许多丰富的三音节词,大多是同义并列的结构,被译成汉语后有相对应的三音节词。例如,“今现在”、“比丘僧”、“亲眷属”或者“权方便”,诸如此类的词在佛经里不计其数。这些资料可以提示我们,在单音节词逐渐组合成复合形态的早期,曾尝试过用双音和三音节来结合,发展成走向复音节、双音化的途径。 第三,动补结构的大量兴起也反映了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的影响。在汉语的发展史中,动补结构是一个出现较晚的结构,这种语言现象产生于中古时期的佛经里,之后对汉语词汇产生影响,进而出现了述宾结构短语。 由此可见,佛经翻译在语言特点、词语形态和语言结构等方面促进了汉语词汇的演变。 (四)翻译理论发展 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实践,对我国近现代的翻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最早的“文质”之争、“厥中之论”为现代翻译理论中的直译与意译方法、归化与异化策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代作品《法句经序》(支谦著)中的观点,则是东晋佛经翻译家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唐代翻译家玄奘的“五不翻”和“既需求真,又须喻俗”的论断,剖析了音译与译语文本的文体风格问题。在求真喻俗这一方面,玄奘主张在译经的过程中 采取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方法,合理清晰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深层意义,但是考虑到译语的通顺流畅就得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