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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大机构职权如何加以完善与强化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法理上具有至上性，于是也赋予了人民代表大会至高的地位和权力。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立法权、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机构组织人员、决定国家重大事项、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地方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具有相对应的立法权和监督权。 这样一个根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而其问题与缺陷亦是愈发的显露，要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宪政，任重而道远。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自由增加了，可以说中国百姓的民主观念越发鲜明，“人民”享有政治主权，同时又有作为个体“人”的自由、独立和尊严，这些都是宪法上明确的。然而我们也深刻的体会到，民主只停留在观念上，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运作过程中并未获得正真的改变，公民的自由仍然多多少少遭遇各种各样的抵触与矛盾，我们的生活并不“自由”。 因为自由不是光靠民主能保证的，最终需要法律来保证自由，要有确立的法律实体。 完善人大制度，就要先完善各个机制完善人大职权。从全国人大的立法权说，该立法体制自身的多层次性已经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部门主义和利益倾向严重，把部门的非分利益固定化，忽视对公民的权利保护；重视实体法而忽视了程序法建设，使实体法得不到落实；法律相互冲突，公民无所适从。 可以看出这是我国立法的不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宪法中写的，既然要依法治国，就必须有法可依，否则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仅靠宪法规定的一纸条文并不能切实保证“法治”的贯彻实施。诚然，现在我们并不是无法可依，我们有根本大法以及一些列法律法规。但问题是，很多宪法中所规定所赋予的所确立的东西，得不到相应的保护，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与另一些法律法规或实际运作相违背，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区、政治与经济、经济与文化等等，各个领域都存在适从障碍。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知道这些权利的确属于我们，可我们真的能够自由使用么？ 因为得不到更贴近的法律保护，公民很多的权利遭到限制，这就急需相对应的平行法来做切实的保护。六十年来，这方面的立法远远没有跟上民众对全力保障的实际需求，这里有一个空白！ 除了修宪立法是目前法治的一大问题，国家政治生活中另一大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权力集中问题，其表现为“人治”与“法治”的现实模糊与界定模糊。 党建工作与百姓生活里接触最多的是廉政建设，反贪防腐之类。腐败是政治现实中由来已久且比较顽固的问题。 腐败现象归根结底有两种：政府经济审批活动中的寻租行为和权钱交易；用人的腐败。而这些行为的诱导因素和根源都来自于权力。拥有权力的人利用权力滋生权力，权力包揽权利，权力抢夺权利抹杀另一些人的权利，最终导致权利的一边倒，权力集中化。 这样的权力集中“孕育”出许多“公权力”者，这种“公权力”者一言九鼎，他们的讲话、批示讲得好听是“法治”的精神体现，讲的不好听是“人治”，因为这些人的讲话、行为是否符合宪法法律，存在“人治”危险。有的地方官员对民众的不同意见、批评的声音，竟然就予以逮捕并准备判刑，这难道不是滥用职权，难道不是无视法律，难道不是“人治”。 政府与党哪个大？党和人大哪个大？党和国家哪个大？国家和人民？ 说白了，是权力的崩溃和堕落，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必须还要依法行政，需要用法律来制约权力的执行，不但要制约，目前还必须加强这样的制约。不是说有了一个法律体系就是一个法治国家了，我们力建设法治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 权力过分集中造成了各种不堪的政治腐败，行政机关违法行政，司法机关司法不公，官员高权力寻租。腐败的不到遏制都跟权力得不到制约密切联系。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集中，归根还是人为，在职人员的个人行为所致，即在我国立法、执法过程中丑陋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 既是人为，就要用手段来压制，对权力的制约无非两点：用权力制约权力。重要的就是发挥和完善人大的监督职能，宪法为人大监督职能确立的首要任务是监督宪法的实施，这方面已经确立了一些制度，比如一些违宪审查，但宪法监督的范围监督的程序以及违宪现象所应承担的责任等等，都是空白；其次是用权利制约权力。我们有自上而下的监督制度，全国人大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权，地方各级人大的监督权，公民对国家工作的监督权等等。然而有的监督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和法律事实渠道，即我们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监督制度体系。 宪法规定公民对公职人员有揭发、检举、控告的权力，但是检举完了之后怎么办呢，结果无从，再比如选举制度上的差额，也无理想解决，应该在立法上加以完善，完善过程法，同时在执法上还要加以坚持。建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