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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代理中对委托人身份考察的必要性案例： 原告：上海优利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优利兴公司） 被告：厦门耀中亚太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耀中亚太公司） 2010年11月26日，金海有限公司（下称金海公司）与被告订立《租船合同》，由金海公司将“HONGWANG2”轮航次出租给被告，从印尼运载货物到中国。由于船舶在起运港和目的港发生滞期，被告于2011年1月11日向金海公司就滞期费问题作出保证函。诉讼中，金海公司出具《声明书》，证明在2010年11月26日，其代表原告与被告订立了“HONG WANG 2”轮租约，租约的权利义务由原告享有和承担。不过，原告不能提供其与金海公司订立委托合同的相关材料，双方之间也无付款关系。还查明，原告不是“HONGWANG2”轮的所有权人、经营管理人或者光船承租人，也不是租赁使用人。 原告优利兴公司诉称，其通过代理人金海公司与被告签订了“HONG WANG 2”轮《租船合同》，故要求被告支付滞期费2296179元。 被告耀中亚太公司辩称，原告依法不是本案适格主体。金海公司未以原告的名义与被告订立租船合同，不符合民事代理的法律特征。原告不是船舶所有者或管理使用者，不具有委托他人代理的权利来源。原告根据《javascript:SLC(21651,0)合同法》第javascript:SLC(21651,403)403条的规定行使权利，该条规定以“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为前提，至今不清楚金海公司对原告负有何种义务。 厦门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租船合同》的订立双方是金海公司和被告，现原告主张金海公司是受其委托与被告订立租船合同的，应对此予以举证。虽然金海公司提供了《声明书》，说明其是代表原告与被告订立“HONG WANG 2”轮租船合同，但从《租船合同》订立过程和履行情况看，没有证据证明在本案诉讼之前金海公司曾告知被告，或者被告已经知晓金海公司是接受原告的委托订立租船合同，仅凭金海公司的声明和原告的陈述而不存在书面委托合同或其他委托材料的情形下，不足以认定原告与金海公司之间委托事实的存在。况且，原告不是案涉船舶的所有权人或者经营管理人，也不能提供租用该船舶的租赁合同，故原告没有权利将案涉船舶出租使用，也就无法形成委托金海公司出租船舶给被告的事实可能。综上，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成立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其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不能依据《租船合同》向被告主张权利。依照《javascript:SLC(9876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javascript:SLC(98761,108)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第javascript:SLC(98761,140)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javascript:SLC(5840,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javascript:SLC(5840,139)一百三十九条、.《javascript:SLC(38083,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javascript:SLC(38083,2)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上海优利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起诉。评析： 我国《javascript:SLC(21651,0)合同法》借鉴英美法的经验，专门设立了间接代理制度。《javascript:SLC(21651,0)合同法》第javascript:SLC(21651,402)402条和第javascript:SLC(21651,403)403条分别规定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两种间接代理情形。当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根据第403条第1款的规定，委托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介入对第三人的合同，直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本案即属于原告要求以“委托人”身份介入《租船合同》的情形。 （一）《javascript:SLC(21651,0)合同法》第javascript:SLC(21651,403)403条的适用范围 《javascript:SLC(21651,0)合同法》规定间接代理制度，对民法的代理制度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也对整个合同相对性原则提出了挑战。因而有学者提出，如果对间接代理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不予严格把握，就会使合同的法律拘束力大大减弱，如果订立合同的一方声明其只是代理人，真正的合同当事人还另有其人，容易引发所谓的代理人将合同责任推给别人的情形。 本案属于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原告只要符合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构成要件，介入合同就能实现。从《javascript:SLC(21651,0)合同法》第javascript:SLC(21651,403)403条第1款的规定可知，行使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