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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方博弈的打车软件发展研究摘要：以滴滴和优步为代表的打车软件应运而生, 网络预约模式开始出现在出租车领域，其对闲置资源的有效整合对出租车行业产生了根本影响。打车软件在进入市场过程中，滴滴和快两大移动终端之间的竞争风靡一时，其各自背后的发行企业--腾讯和阿里对使用打车软件的乘客实行车费补贴以求占领网络服务的市场份额。随着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宣布合并，两者的消烟战尘埃落定，它们之间的价格博弈行为值得去回顾与分析。伯川德模型则是典型的价格竞争博弈模型，借用伯川德模型可以更好的理解两者之间的博弈竞争行为。由于打车软件和网约车作为新生事物，目前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漏洞，打车软件和网约车同政府部门的博弈行为同样值得分析。关键词：滴滴；打车软件；网约车；博弈1引言2015年2月14日，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联合宣布两家公司实现战略合并；2016年8月1日，滴滴出行宣布与Uber全球达成战略协议，Uber全球成为滴滴第一大股东，并将其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委托滴滴管理。至此，中国打车软件市场整合完毕。滴滴出行成为唯一BAT都有注资的互联网企业。近年来“滴滴”和“快的”，“滴滴”与“优步”之间的竞争风靡一时。各自背后的发行企业——腾讯，阿里和百度对使用打车软件的乘客实行车费补贴以求占领网络服务的市场份额。传统的商战从现实生活中移动到了虚拟的互联网，但是商战的手法无非是无差异化的价格竞争。滴滴，快的和优步等打车软件大量出现并抢占市场份额，也挤占了传统出租车行业在交通出行方面的市场。传统出租车行业其市场占有率逐步下降，司机遭遇更低的空驶率，收入逐步下滑，形成新的社会问题。2015年1月4日，沈阳数千辆出租车集体罢工，8日南京出租车爆发停运事件，2016年3月，印尼雅加达出租车举行集会，抗议Uber等打车软件。这些事件说明：网络约租车与传统出租车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如何在协调双方发展中寻找更有利的发展途径，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成为政府部门的一个新课题。文章以下部分将首先简单介绍了“滴滴”和“快的”的价格战，第三部分基于伯川德模型分析博弈分析滴滴和快的的博弈行为，第四部分进一步分析了网约车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第五部分基于前文博弈分析，提出简要的政策建议。2“滴滴”与“快的”的价格战2.1争相补贴的价格战在2014年2月13日Uber宣布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之前，“滴滴”和“快的”两款打车软件竞争最初都是通过补贴来推广打车软件的使用，乘客免费打车和司机有额外奖金。起初在乘客和司机眼中，使用哪款打车软件是无差异的。谁的补贴相对较少将会迅速失去大部分市场份额。在Uber宣布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前后，是滴滴和快的补贴战的巅峰，双方你来我往，轮流抬高补贴价格，这种补贴断断续续持续到2014年5月份，据统计双方补贴金额高达20多亿元[1]。之后，随着乘客跟司机普遍接受了打车软件，补贴的份额开始降低，司机乘客虽然得不到比之前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但是仍然有利可图。这个时期，决策、运营、差异化的服务和消费者偏好成为新一轮竞争的关键。两个公司相继推出出行品质更高的网约车业务。乘客对那款APP更具偏好会影响司机对应的选择（有效需求增加）；相反，司机对哪款APP更偏好，乘客也会更多的选择相应的软件(有效供给增加)[2]。2.2 较强的替代性从生产者的行为分析，滴滴和快的之间打的是价格博弈战，获胜者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更多的被人们接受。事实是，两款科技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非常强，细微的产品差异或许就能导致两个软件的成败。产品客户端和司机端的UI设计，bug修改，流程体验，APP的架构重构，某一新功能的开发上线，这些细节方面的改善都可能成为赢得某一消费者的关键。消费者一旦认定了哪款打车软件更适合自己，便会毫不犹豫地卸载另外一款软件。2.3差异性的竞争由于分别是腾讯和阿里注资的企业，消费者更习惯于使用微信支付还是支付宝能够影响其选择偏好。其次，与银行的合作也有影响。更多的司机师傅选择使用滴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使用微信支付成功付款后银行卡内能马上收到车费，而使用快的第二天才能在银行卡内查到款额。查询款项的及时性成为竞争成败的关键一环。第三GPS定位系统也会影响人们的选择。软件的核心技术就是GPS定位准确度、精确度高、位置更新及时，司机接单后可以根据拥堵情况按照提示优化线路，尽量减少空车率，减少客运时间这些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司机和乘客的选择。3基于伯川德模型分析博弈行为3.1伯川德模型简介伯川德模型是由法国经济学家约瑟夫伯川德于1883年建立的,是基于价格竞争的模型。伯川德模型的前提假设为：（1）厂商通过选择价格非产量进行竞争；（2）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同质的（替代性很强或者完全替代）；（3）厂商之间没有正式或非正式的串谋行为（非卡特尔）。根据第二部分的描述，得知滴滴快的竞争的前提条件与伯川德模型的前提假设大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