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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作者： 刘立军 发布时间： 2011-04-18 10:06:47 摘要：证人拒绝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还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证人作证的规定存在严重缺陷。强制证人履行作证义务具有法理和法律上的正当性。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当完善强制证人作证制度，并设置相应的配套措施。 关键词：证人拒绝作证 法律原因 强制证人作证 正当性 构想 深圳警方就“10.29”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涉嫌猥亵11岁女童“猥亵门”事件，对餐馆服务员采录的160份笔录，却无一能反映林嘉祥和女童的举动。最终只能认定林嘉祥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仅为酒后行为不当，引起了强烈社会反响。此现象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证人不愿、不敢作证的心理。[1]笔者在办案过程中也遇到过证人不肯作证的情况，除了说服教育之，别无他法。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作证的现状已对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产生了影响，其提高了诉讼成本，增加了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一个没证人的社会，绝不可能是一个法治社会；无人作证，一个人根本不可能通过司法过程最终获得正义。”[2]本文拟在分析证人拒绝作证的法律原因之基础上，对强制证人作证的正当性进行阐述并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强制证人作证制度提出一些初步构想。 一、证人拒绝作证的法律原因 证人拒绝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还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证人作证的规定存在严重缺陷。 （一）对证人作证行为性质规定不统一 《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从这两条规定看，在控诉方调查取证时，证人作证是一项义务。但是从该法第37条“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其它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规定看，证人作证则是一项可以选择的权利。这就给证人拒绝作证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对证人拒绝作证缺乏制裁措施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立法中却没有明确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时的具体制裁措施。从法理上讲，义务与制裁是任何一个完整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因为“如果没有规定制裁的命令，那就不会有任何法律义务”。 [3]事实上，由于刑事诉讼立法中义务与制裁的失衡已造成了司法上的窘境：侦查机关在调查取证时及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一些证人只能进行说服教育，但是否提供证言和是否出庭作证只能由证人自行决定，对拒证者司法机关却“无计可施”。 （三）对证人的权利保障措施不力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治安管理法对上述行为的处罚不完全具有对等性。总的来看，目前我国对证人的安全保障尚无具体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机关难以操作，特别是当证人申请保护时，无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即便是这些笼统的规定也主要是立足于事后保护。对于证人的事前和事中保护制度尚无任何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或作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如误工费、交通费和食宿费等。虽然理论界一致认为应该赋予证人经济补偿权，但立法中至今没有明确规定。 二、强制证人作证的正当性 强制证人作证几乎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通说。强制证人履行作证义务具有法理和法律上的正当性。 （一）作证义务是西方的“勿论之理” 对于西方的作证义务，边沁曾形象地论述：“无论是身为贵族还是位居高官，他们的时间对公众而言和对他们自己而言一样宝贵，难道他们也要被迫放下自己的事物、工作甚至余暇，听从不怀好意的对方当事人的召唤，就一些细枝末节的原因而出庭作证？是的，只要这是必要的，他们也必须经受同样的程序，在扫烟囱的工人和阉猪的农妇在为半便士的苹果纠缠不清的时候，被传唤到庭提供他们的证言，他们能拒绝作证吗？显然不能。”英国学者理查德?梅这样描述：“在英国，如果某一证人可以合法地提供证据，他就具备作证能力，如果他可以合法地被要求提供证据，他就属于可以被强制的”。德国学者托马斯?魏根特在他的《德国刑事诉讼程序》一书中提到：“当证人被正式要求作证时（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他必须出庭，作证并且宣誓说真话。也可以使用强制手段使证人出庭”。[4] （二）强制证人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