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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需要”有何错？ ----答王玉樑同志 李德顺 王玉樑近年致力于批判一种被他称作“满足需要论”的观点。在《评价值哲学中的满足需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2第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第7期，以下简称王文，凡引此文不再注明）一中，他声称“满足需要论被我国一些学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在我国居主导或支配地位”，使这种批判具有了某种显要的性质和意义。但笔者作为被批评点到的人之一，在认真拜读之后却觉得，既然王文业已表示认同价值的“关系说”，那么这里的分歧，就主要源于如何把握基本概念和理论思维的问题。所以，本文就此提出几个具体问题来商榷，既算是一种沟通，也可以算是被批评者的自我辩护。 一、“西方如是说”能否代表“我们怎样说”？ 王文一上来就说：“满足需要论是西方价值哲学中的一种重要的主观主义价值论。在我国，这种观点被一些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写进了哲学原理教科书。近30年来，这种观点一直在我国居于主导或支配的地位。”然后用一些引证来说明：“1、满足需要是西方价值哲学的一种重要观点”；“2、满足需要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1897年提出来的”；“3．满足需要论实质上是快乐主义，是西方公认的主观主义价值论”；“4．西方学者已指出满足需要论存在理论混乱”；等等。意思无非是说：价值是满足需要这一观点，“相对于西方价值哲学的发展来说，也是落后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坚持这种西方学者100多年前提出的在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不屑一顾的观点呢？” 但引证并不等于论证。坦率地说，对于这种首先追查学术观点的“来历”，特别是其在西方的“出身”和“家谱”，企图以学术上的“唯成份论”来解决观点之争的做法，笔者一向不以为然。尤其是在当代价值研究这个领域，中国学者本来就不是追随西方学者起家的。王文一不顾中西学术探讨的不同历程，二不顾双方概念之间的差异，就直接将它们联系起来， “以西警中”，却未免过于简单了。事实上，中国当代价值研究的兴起，主要是我国“文革”之后一种历史反思和理论重建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末的“实践标准大讨论”既是它的历史起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我国的价值研究依据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对“主体”与“主观”、“真理”与“价值”、“价值（标准）”与“评价（标准）”、“实践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等基本概念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分析和规定，使之具有了与西方传统根本不同的面貌，从而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价值理论。诚然，这个理论目前未必成熟，也还存在着争议，但首先要正视这段历史。我主张把30年来我国在价值和价值观念领域的研究成果，看作是我国学者进行理论自主创新的一个尝试，甚至可以看作是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当代中国话语的一个表现和环节。即便不这样也应承认：只要是面对问题，我们就有权讲自己的话，不必拾人牙慧、仰人鼻息；我们更有责任实事求是地探讨，讲好自己的话，力求经得起科学逻辑的批判，经得起社会实践（首先是中国实践）的检验。 被王文称作“主导”观点的这一理论，属于价值“关系说”之上的“实践说”，在价值哲学发展史上，“关系说”属于20世纪后期形成的一种新的样式。我们这一理论的形成，当然与借鉴西方哲学经验有关，但并未追随西方的任何流派。因为西方价值研究本身也是各种学说参差不齐、良莠混杂。我们最初主要是以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争论的问题为起点，越过了种种规范性构想的阶段，直接进入它的“顶层”或“元理论”层面。包括吸收国际上从“实体思维”前进到“关系（实践）思维”的最新成就，用实践关系定性了价值及其与真理的关系。所以我们既不像实证主义那样使二者对立和隔绝，也不像实用主义那样用价值吞并真理。总之我国价值研究的进展首先是站在“学科”高度，直面“问题”本身，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和当代中国实践，进行独立思考的成果。主要是在这之后才开始的。凭借独立思考，目前我们也以平等的身份加入了国际学术界的高端对话。 作为较早参与上述活动的人之一，王玉樑应该是了解这个背景和过程的。但他如今却颠倒了历史和逻辑顺序，按照自制的所谓“西方价值哲学三阶段论”，力图把将其纳入西方话语的系列，给人贴上“西方价值哲学”、“主观主义”、“实用主义”、“快乐主义”之类的标签，就令人吃惊而且费解了。令人吃惊和费解的，主要还不是这些似是而非的标签，而是其中的逻辑：只要有一点“疑似”之处，就可断定我们的理论是从西方照搬来的吗？或者，西方先说了什么，我们就一定不该说；西方否定了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跟着否定或回避吗？这里是否有点“学科”与“学说”不分的逻辑呢？ 二、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说的？ 王文说：“以满足需要界定哲学价值，根本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但我国持满足需要论的学者却竭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根据。实际上是以他们自己对马恩著作的误解作为其立论的根据。”为了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