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校注商兑.docVIP

《司馬法》校注商兌 （首發） 鄔可晶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鄭慧生先生《校勘雜志》收錄其所著《〈司馬法〉校注》一書（以下簡稱“校注”）。此書廣搜衆本，備列舊注，所輯《司馬法》佚文、歷代論述《司馬法》資料，以及作者精心撰寫的《〈司馬法〉一書及其流傳》，都為學者閱讀、研究《司馬法》帶來了資料方面的便利，大大提高了《校注》的學術價值。 不過，實事求是地講，《校注》在《司馬法》一書的“校”和“注”（主要反映在“校注”部分對異文、舊注的取捨和“語譯”部分作者的新見）方面存在著不少值得商榷之處。《校注》對當前學術界跟《司馬法》校釋有關的新成果吸收得也很不夠。例如李家浩先生曾正確校出《司馬法·天子之義》“人之執也”的“執”當是“埶”之訛，讀為“槷（臬）”，訓“法”；《校注》沒有引用。1992年6月出版的李零先生《司馬法譯注》一書（以下簡稱“譯注”），對《司馬法》作了高質的整理。（以下簡稱“箋證”）、褚玉蘭《兵法精典新解》（以下簡稱“新解”）等也有一些可供參考之處。特別是《箋證》，引證富贍，注釋頗多發明。不少《譯注》已經正確出注的內容，《校注》不顧，一仍其誤這是很不應該的。（頁5）289），甚是。《箋證》譯文作“不為難戰敗的將士”，用古注直接釋“不能”為“戰敗也”（頁6），過於籠統。“不能”作名詞用，可指“無能之人”，如銀雀山漢簡《論政論兵之類》“將失”：“廿三曰：與不能，可敗也。”“與不能”疑當讀為“舉不能”，任用無能之人。所謂“喪失戰鬥力的敵人”，即由此引申而來。《校注》反而錯譯為“不知道適可而止就不能奪取最後的勝利”（頁238）。 《仁本》：“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譯注》指出“舍服”就是“赦免服降的敵人”（頁6）（《新解》譯文作“對降服的敵人給予赦免”，見頁290，可能參考過《譯注》的講法。《箋證》訓“舍”為“免其罪而釋放之”，見頁6，一個“舍”字不可能同時兼有“免其罪”和“釋放之”兩層意思）。《校注》把整句話譯為“有功而不貪功，功成就知道停止，這樣做可以表示自己是知‘勇’的”（頁238），對“舍服”的理解完全不對。 《仁本》“立國辨職”的“辨”，《譯注》說“是分別之義”，並指出可參看《周禮》每篇開頭的“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等語（頁7）；《箋證》（頁7）、《新解》（頁287）引《匯解·直解》也已指出了這一點。而《校注》卻說“辨”通“辦”（頁239），譯為“行使”（頁240），不如《譯注》等書的講法有根據。 《天子之義》：“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屯（純）”為總括詞，相當於“皆”，這一點朱德熙等先生已有論定。《譯注》注“純”為“完全”（頁14），即本於此。《校注》（頁249）、《新解》（頁296）在翻譯此句時把“純”字完全漏掉，《箋證》則把“純”誤譯為“一心一意”（頁16。此誤當承襲自古注，如明代劉寅《司馬法直解》——以下簡稱“直解”——即說：“純，純一而不雜也。”）。 《天子之義》“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的“陷”，《校注》引古注訓作“壞”、“敗”（頁251），又語譯為“擊潰”（頁252），《箋證》訓“害”（頁19），《新解》譯作“陷入敵軍圈套”（頁297），顯然當從《譯注》之說解釋為“中其埋伏”（頁17），最直截了當。上博竹書《曹沫之陳》簡60：“毋冒以陷，必過前攻。”銀雀山漢簡《論政論兵之類》“十問”：“交和而舍，客主兩陳（陣）。敵人刑（形）箕。計啇（敵）所願，欲我陷。”凡此，皆“陷”指戰時中埋伏之例。 《天子之義》：“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譯注》引《周禮·春官·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謂這裏的“章”是指旗幟上的圖案（頁22）。其說極是。《校注》引《直解》曰：“士卒所戴之章也。”（頁255）又據此而譯為“士卒身上佩戴的圖案”（頁257），這是誤信了古注。（《箋證》、《新解》也都把“章”錯譯作“徽章”，分見各書頁26、27298）其實，《校注》在為“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出注時已經引到《釋名·釋兵》“日月為常，畫日月於其端”（頁255），可見《校注》作者並不知道“常”有旗幟義。 《定爵》：“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小罪勝，大罪因。”“固衆相利”與“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對文，均為兩個動賓結構的短語組成並列結構，“相”、“進”必是動詞。明代茅元儀所刻《武備志》（以下簡稱“武備”）的注解釋“相利”為“相度便利”（《校注》頁267引）、《譯注》譯為“察知利害”（頁30）、《新解》譯文作“辨別利害”（頁305）、《箋證》訓“相”為“度”（頁40。但此書訓“利”為“地利”，蓋承襲自《直解》“相度地利”，所指似過於狹窄），都是正確的。可《校注》卻語譯為“必須用一定的利益來鞏固部隊”（頁267），誤把“相利”當作“固衆”的補語了。《譯注》注“進止”為“進